老垂的陋室

周华健唱出朋友，听来有些悸动。
一．
那些曾许诺一生一起走的日子，飘忽忽的像是离自己好远好远。也许，没人记得自己上一次和朋友这么许诺是哪一天的哪一个地方了；也许，自己不曾这么许诺过，于是无须记得；也许，许多年以后记忆里便没了他们的踪影；也许，时间注定冲淡一切。
二．
曾经，我相信“永远”；曾经，我也质疑“永远”。原来这世上“永远”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注定要有个终结。相信“永远”的人太天真。也许，我还是天真的孩子，因为我仍然相信（刚还劝吉利勿信“永远”的，然而发现自己始终无法放下这天真的想法）。
三．
龙应台这么写的：人生，其实像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 情形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
这是成长，也是现实。成长在逼迫个人面对现实。我们走入丛林以后，能否像当初一般手牵手呢？倘如无奈被分开，我们会否在走出森林的那一刻相遇呢？我们会不会变得陌生呢？抑或我们会失去我们原来拥有的，而原来热情的终会变成冷漠？我们是不是要面对这样的现实？  
四．
我曾在心情低落的时候问了许多人“朋友的定义”。曼桦说：“朋友无须定义。定义不是朋友的本质，定义它的更不是朋友。朋友是一种感觉，一种彼此关怀的感觉。”沛君说：“我不懂朋友的定义，但我知道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那就是朋友。”朋友，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好朋友，好好好朋友。
13179。那是大家的约定，对吧？然而，倘若哪天我质疑“永远”了，请原谅我。

（写在前面：不是写情人，在写朋友。读沛君的部落有感。）
分手的时候
固执的双手像生了铁锈
不愿放开
于是  
我们将眼泪
当作润滑油
让指节与指节    滑开

很喜欢国豪的一首诗，最后一句这么写的：理想     被现实绊倒。
我拥抱理想主义，渴望构筑最美好的生活最完美的社会。但理想总那么无奈，在面对现实巨人的那一刻，理想什么也不是。他要卑躬屈膝，回到自己构筑的世界里，让现实在外边肆虐。于是，他们说理想是逃避现实的自我安慰；于是，他们说理想是要露宿街头；于是，他们说理想不能当饭吃。理想，成了无用之极的社会寄生虫。
然而，理想却总是构筑社会甚至构筑生活的一种精神。或者说，理想是一种生活态度。拥抱理想者，有自己的生活规范，或许那些规范要脱离现实，遁入陶渊明所谓的”桃花源“或是莫尔给我们描绘的”乌托邦“，但理想仅仅希望创造更好的，尽管他们说，理想像是孩子渴望拥有小叮当存在的天真愿望。
正因为天真，理想被斥为逃避现实。也许正因为理想脱离现实的正轨，所以 嘉诚告诉我，”这个社会不需要理想，理想不能当饭吃，拥抱理想的人注定饿死“。然而不尽然。理想并非逃避现实。拥抱理想的人也许将现实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也因此，他们不愿意让自己沾染现实的浊流，他们愿意学习屈原，站在江头呐喊：众人皆醉我独醒；他们愿意参与所有的革命，来构筑最美好的世界。而正因此，他们注定要在现实底下做弱势的一群。因为现实要求实际，不是虚幻。
我想，倘如失去理想，是怎么一个光景？也许全世界的人都服从了现实巨人，也许全世界没人再对现实抱有异议，也许全世界都将视现实为惟一的正确，也许理想要被驳成不符科学因为科学要求实际，也许理想失去自己的立场以及定位，也许，也许我们的社会将要一成不变。我愿意接受现实社会的生存法则，我愿意接受成长以后面对的人性晃动，我愿意接受社会里的黑暗人生......也许在不定时的未来，我会倒戈相向，投宿现实，然而，现在的我更愿意接受我心里理想对我的呐喊。
我拥抱理想。至少至今为止，我没动摇过。 
 

时空比对
伏尔泰说过： 我不同意你言语里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这时是18世纪的欧洲。伏尔泰的思想却是跨时空的。
今天翻开报纸，头条新闻赫赫写着：“警方援引内安令   扣郭素沁  本报记者（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  柏特拉”。
这时是21世纪的马来西亚。内安令的精神却是远古的。
谁的悲哀？
这，究竟是谁的悲哀？郭素沁的？陈云清的？抑或柏特拉的？ 还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习惯了随时有人静悄悄的从我们身边消失？抑或，我们不敢反抗，因为害怕静悄悄消失的那一个会是你？我们在习惯与害怕低下过了51年，难道我们希望再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度过我们的52年？
呐喊
我们厌倦了。我们不要第52年的习惯与害怕。尽管我们扯开嗓子用我们的最高音来呐喊。但是，有谁在听？
政府俨然家长姿态，用严厉的手段把我们当作孩子来教育。“为了国家经济与人民安全”，这就是政府们堂而皇之的理由。为此，我们要捂着嘴，做最佳的缄默者。放声大吵者，视为坏人处置，要用胶带封紧他的嘴。然后他们聊以自慰，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在人民心目中有多么正面。
他们于是辩称自己是最好的。没人对他们表示不满。因为没人出声，因为没人敢出声，因为出声的人消失了。他们于是又有理由将自己升格为人民的保姆，以为自己能在最危急的时刻将人民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能按他们的意愿，行使一切他们认为是“对”的，人们怎么想，他们并不多在乎。他们能假装没听见，因为他们总告诉自己：自己是最专业的政治家，人民对政治又懂些什么。
国家变成他们表演的舞台。政策变成变把戏的道具。人们，躺在箱子里，等他们用锯子一分为二，然后再合起。底下一群观众被逼着鼓掌。
DIAM-DIAM
游川把政府的口头禅记在自己的诗里。
DIAM-DIAM！！！政府冲着人民喊。他们要我们成为哑巴。最好连手语也不会。比起最好的公民，他们更愿意领导一群不会说话的木头。如此，往后不必浪费唇舌，高扯“diam-diam！！！”而最伟大的他们因此能以最亮丽的身段将华丽的政治宣言用高分贝的声音念完。
于是，我们像成了一群逆来顺受的仆人。主人不允许我们说话时，我们最好沉默。
角色 
我们似乎永远处于被压迫的那个阶级。不，等等，好像错了。
民主的议程便是人民来投选政府。既是说，政府是人民的“高级仆人”。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将身段放低，为我们服务；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将“个人议程”转化为“群体议程”，为众多人着想；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让我们有求知的权力，不封锁任何媒体管道；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让我们有发言权力，发泄我们的不满与愤懑；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不把我们当孩子，相信我们都拥有思考的能力；我们甚至有权力要求政府滚蛋，因为我们拥有民主精神。
我们拥有这些权力，于是谁才是谁的主人？ 
李敖说了：民主，对政府，主人是你。不然你以为他们的大官车是哪里来的。    
   

我让雨滴
开动最大马力
以陨石冲撞的姿态
冲刷
记忆里她的影子

最后一次以宽柔学生身份参与校庆。尤其95周年，特别盛大，像是一场昂贵的生日宴会。
文创在这宴会里也参与展览。展出社内的活动、关乎惊悚与爱情以及中外经典文学。效果如何也不怎么重要了。相较之下在展览前的准备、展览时的站岗，更为值得留念。这也许是大家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工作了。往后的日子要各奔东西、分道扬镳抑或形同陌路，谁也不知道。把一切当作最后一次，总会特别珍惜。
我们的展览看板
展览厅开着低温冷气。人潮稀疏，稀稀落落几个人往展览的看板走来然后又走开。然后又稀稀落落几个人往柜台走来回答了问题拼完了拼图拿了纪念品然后又走开。没有固定的粉丝，想来也不可能有。辛苦赶工的五本书也没人看，摆在那里做提示，让人们知道拼图中的胡子老不是Kenny G而是莎士比亚。真是无聊得心里发慌。于是把看板上我的照片当玩具，大家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答礼。于是才有欢笑声。否则大家要沉寂到最后。
国豪和琇琦悼念我
文创社员为我举行的“丧礼”
老李和琇琦合照（怎么琇琦看起来有点害羞 = =...）
琇琦和我的合照
欣瑜和琇琦
接着的第二天好多人都义卖去了。我穿梭于电脑室和展览厅之间，还真期望路走得多人会长高。之后遇到好多好多校友。先是见到丽珊。带她到社室放置行李，然后再到电脑室去校稿。之后是文欣。离别在即，下星期她就要往中国跑了，说是去读中医药，所以请了社员喝水，当作饯别。她在社员面前把我捧上了天，目的我当然知道，当然，还是谢谢她了。再之后遇见翠萍。听说到了展览厅没社员理她，也没人送她《那本书》。我说，怎么不说自己是社友呢？于是把她叫上社室，三八一会儿，送了她《那本书》。
还遇见健新和仰毅，我们的第一届老社友，都在新加坡学有所成。这样看来我们社的人才还不少。仰毅拿了统考7A去新加坡大学念生命科学，健新也不逊色拿了10A和全级第一到NTU读经济学......我啊，似乎成了成绩没落的象征。
接着芮甜和业嘉也来到展览摊位前三八。业嘉企图说服我到NTU（佳勇也在极力说服我ing...）。不过，以她那9A的成绩都要读到晚上骂粗话趋近早上也要骂的情况看来，大学的生涯还真有够苦的。NTU啊......其实台湾在等着我呢，所以我可能会向对岸挥别往台湾飞哦。未来的路，让未来的我决定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约好的，外区学记们都没来。慧仪没钱了、佩芝要补习、沛君拿不到permit......结果还真的被琇琦说中了（给你鼓掌啪啪啪...）。本区的嘛，也只有雯琪的影子，一来便被我说服买下《那本书》。而业嘉嘛，虽然是老学记，不过她终究是宽柔学生，所以学记的出席率勉强算是1% = =......
晚上，社室很舒服。我真希望呆下过夜。很浪漫的四楼社室，五个人，看表演，直到大家说再见。
最后一次校庆。但不希望最后一次说再见。

假期进入倒数时段。是时候悼念我中学生涯最后一个8月假期了。脑袋像相簿般一页一页翻开来，好多的记忆历历在目。于是，写在这里，当作在墓碑上凿下的墓志铭。算是我曾走过留下的最后痕迹。

8月16日
早上被手机铃声吵醒，佩芝线来短讯，说不能来新山了。一阵茫然以后便追问原因，最后也很无奈地接受事实。我想，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也不怪任何人。一段故事总要有转折才显得漂亮，不是吗？于是，我把它当作这段故事一个最美丽的转折。

人性其实好脆弱。仿佛镀上金漆的器物，经不起摔打，否则要露出里层黑黝黝不堪入目的粗糙表皮。然后我们嗤之以鼻，不屑提起，说那是道德的沦落和文明的败坏。一直到我们也被烈火烘烧的那一刻才急于求饶、宽恕。
然后你来告诉我应该相信人性？
我不知道电影《THE DARK KNIGHT》里的场景会不会出现在现实里。就一个英挺威武的黑暗武士、一个嘴角被划破的坏人小丑，然后两艘轮船，两批人——平民与囚犯。黑夜里时间往死亡的方向倒数。坏人小丑在两艘船里的心理游戏开始——两枚炸弹，让两批人在时限以内抉择：两艘船，你们要炸掉哪艘？
如果我们在船上，就像人性放在火炉里，谁来告诉我们，我们会作何抉择？是很正义凛然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是我们平民要说：”犯人们作恶多端，我们让他们找上帝赎罪去“？抑或我们很坚决地认为，十恶不赦的那批人正要按下炸药开关把我们炸飞？
谁来告诉我们？

那一天，学校里的学生隐隐闻到一股海风吹送的血腥味道。

听说，是课室里有人被打伤了。听说，被打伤的是学生。听说，打人的也是学生，又听说，除了学生之外又一名老师被打伤了。打人的身着蓝色外套、戴着黑墨镜，两只手握着武器，听说还是血淋淋的，大声呼啸着：“不要多管闲事！”然后直奔课室前的斜坡，恰好，跑经我身旁。

那天，我在想，这真的是宽柔中学吗？那间好魁伟、好气派、好名誉、好多人的宽柔中学？这不是一间以纪律严明作金字招牌的知名学府吗？怎么今天，一个学生被打，打人的还是学校里的学生？究竟谁错了？有人说，打人的不该打人；也有人说，被打的也似乎咎由自取，谁叫他言语间得罪了人家。那么，归结起来到底是学生的错了？

好久以前坐在课室里的风扇底下，老师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责任”两字，告诉我们，“学生，责任是乖乖听话，用功读书，仅此而已。”因此，学生们多不敢逾越这所谓的“责任” ，仿佛一圈通电的围篱，跨过就要触电死掉。我们听话，不敢轻举妄动，把我们的时间埋进一本又一本厚厚的书里，读完华文《六国论》，要背历史“马来联邦的时代背景”，然后还要将英文vocabulary读熟，还有好多好多。我们的日子，随着书本页数一页一页地翻而逝去，一直到我们毕业那天。是的，这是典型的中学生。而不拿书，拿铁锤的，便不是学生的榜样。他要遭各界的批判，学校要开除他、家长要打骂他、警长要控告他、他走在街上，也要有人在背后问“嘿，是他吗？那打人的？”

没有文思的时候，这里也好少更新了。
那些被期考、义卖忙得七荤八素的日子也过了。告别忧愁充斥的七月，迎来的八月似乎充满希望。然而心里明白希望的背后不是满足便是失望。那种失魂落魄的日子，像陷阱一般满满洒在未来的路上。也许一个不小心，我们就要踩到，然后八月又要在忧愁里度过。
当然，没人喜欢忧愁。
年轻人的日子倘若被忧愁填塞得满满的，青春就仿佛被糟蹋了。然而，我们的忧愁我们的喜悦，谁在操纵？我们曾经追求那些一起倒卧在沙地上争夺玩具车的日子，那是幼稚园以前的记忆；我们曾经追求那些在树荫底下探寻豹虎踪迹的日子，那是小学期间的记忆；然后我们的噩梦始于那些记忆的消散。我们不舍得放弃曾经拥有的回忆，然而总是很无奈看着时间牵着铁链子将他们拖走。童真被拖走，忧愁闯入。我们的日子从此不再单调得只有愉快的影子。
没人喜欢忧愁，但我们总不能阻挡忧愁闯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