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Peter Berger的回憶錄，其中一節非常有趣，標題引自奧地利作家托貝克的文章——「不吸菸的人也會死」。

Peter Berger回憶他在歐洲與北美菸草公司擔任顧問的經歷。當時，反菸運動非常蓬勃，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號召了幾場國際反菸會議，邀請各國政府代表、科學家、反菸運動人士參加。從1980年代起，這場運動在西方世界已經取得勝利，並慢慢影響開發中國家，被視為當時最為成功的「社會運動」。

但Peter Berger記載的幾件事，卻揭露出禁菸人士的宗派意識與極權主義特質。首先在一架往飛機上，一名韓裔旅客被告知吸菸區已滿，必須坐到禁菸區的位子上。旅客大概投訴無門，有些憤怒，就在位子上點燃香菸抽了起來。沒想到，空姐立刻用苛刻的語氣叱責旅客。Peter Berger回憶道：「那不像是乘客忘了系安全帶時她會用的語氣。她的言辭讓人覺得某種道德標準被冒犯了，有些微的怒氣在其中——彷彿這名乘客隨地便溺一樣。」

另一次，他參加一場國際禁菸會議。會議上，有兩位科學家發表研究成果，表明二手菸並不會影響他人的身體健康。儘管這兩位科學家表明自己堅定的禁菸立場，但他們的結論立刻引來與會人士的質疑和批評，認為他們的研究方法有缺陷，甚至暗示他們收了菸草公司的賄賂。

總之，禁菸運動席捲那個年代，運動人士主張消滅香菸，政府主張控管香菸，菸草公司最後放棄抵抗，半屈半就地向禁菸法低頭。Peter Berger當然看出整個禁菸運動中物質利益的考量，運動的成果更是結合政治利益與反對派健康、環保理念的雜糅產物。當然，這項運動需要廣大民眾的配合，「吸菸有害你我健康」的觀念也成功深入民心——但是，最後養成的竟是另一種極權論述與社會排除。

Peter Berger講述這連串經驗，作為他「政治不正確」生命史的其中一章。但這對他而言並無道德上的問題，他在意的根本不是吸菸或禁菸的論斷，因為，「在此最基本的政治問題是，個人選擇如何生活的權利，以及保障這種權利免受極權主義傾向的危害，即使這種危害以非常民主的運作方式包裝」。

我想起唐諾一篇2009年的文章。當年正好是菸害防治法擴張的一年。

唐諾開頭就說：「2009，對我們這個族裔的人，看起來是最不幸的一年，會到浩劫的地步嗎？ 」——怎麼說浩劫呢？我的族類開始成為弱勢，在古早或近代，我們甚至沒有名字，如星點散佈，永遠無法聚結起來。

唐諾說，吸菸者往後要低頭走過所有群眾，我們的自制和謙遜也不會獲得任何人的讚賞。我們像被排除的一群——而吸菸，這個在印第安部落被視為和平象徵的行為，也逐步被妖魔化。最後，戰爭開始，我們和對方永遠再無可能好好坐下，叼根菸，談一談最後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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