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垂的陋室

 
深夜，餐廳裡的外籍勞工拿了天燈走出來。他們三兩個人站成一組，在路旁踮起腳尖將點燃的天燈舉起，試圖讓火焰的熱氣撐飽天燈。天燈飄晃晃飛升起來，我看不清這些人的臉容，但直覺他們很快樂——一天工作，這大概是最讓人快樂的環節。
我第一次放天燈，在平溪，和書慧。那一天的平溪很熱鬧，在學校大操場要依循隊伍一組一組走到場地中央點放。天燈飄起來讓人覺得很幸福，但活動結束趕接駁車回市區時，隊伍緩慢得讓人想罵粗話。我們早上八點到平溪，結束時，排了兩小時的隊，才登上接駁車。書慧累壞了，在車上躺在我肩膀睡著。
然而，我卻在車上回想那些緩慢飛升的光芒，也記得屬於我們的那一顆混雜在其他人的燈裡，最後消失在夜空的景象。我在那一刻知道，那些光一直都不屬於我們。

外婆過世後的第一個農曆年，很長一段時間，我就躺在外婆房間床上，看老舊綠紗窗，將午後日光篩成破碎綠色，散落窗前光滑地板上，蒸起熱帶家國的潮濕氣味。
窗旁邊是帆布撐起的簡單衣櫃，裡面塞滿姨舅們離家前遺落的衣物。我不記得有誰曾經打開，拉鍊拉起那樣鎖著。我曾經作過噩夢，夢裡面就是這樣的衣櫃，在某個久遠年代，有個孩童玩捉迷藏躲在那裡面，也不知道是如何自內反鎖的，但誰也沒有發現，就任那個孩童在衣物之間，隨時光緩緩發霉。那還是孩提時期，我喜愛長假到外婆家去，存下零錢，騎單車到街上影碟出租店，以便宜價錢租下翻版香港鬼片，在午後日光強烈昏昏欲睡時刻與外婆挨著看。
想起來，外公也是死在這房間裡的。最後一次見他，好像也在農曆年，大家回到那所老房子的時候。外婆後來常常問我：「你記不記得，你在那房間裡，摘一顆一顆葡萄，餵進生病的外公嘴裡呀？」——我總是點頭，事實上，那樣的光景已早早稀釋成不具名的雨水，滴落後蒸發了。
而今，倆人的臉容只鑲在那帆布衣櫃頂上的發黃舊畫像，無體溫，無言語，無嗅味。

先說說我的留台經驗。
2009年，我遠赴台灣，就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直至2014年年初畢業，歷時四年半。剛到台灣，既參加校方主辦的迎新，結束後搬沉重的行李，夏日裡流著汗，爬到政大山上自強宿舍，登記入住。我大一的室友，有一位澳門同學，以及兩個台灣人。
最初，我們的話題客氣，流於片面。後來，我試著碰觸彼此心靈的底線，想藉此了解與我共處一個世代的台灣年輕人。而供我們展開討論的第一個話題，便是「國族」的爭議。
白目的我，一開口就意外碰著了鐵壁——因為我稱中國為「內地」。

馬六甲仄迪村口旁有間中學，我和依莉在村門口徘徊，逮着了學生就問：請問你知道這是仄迪村嗎？學生回答：不知道。我再問：那你知道，仄迪是什麼樣的族群嗎？學生依然回答：不知道。
仄迪村子裡還有好幾戶華人人家，我們問了幾戶，多數華人家庭都回說「不清楚」、「不然你們到隔壁問問看？」
還有，打著傘走過的路人，看著我們，彷彿看見詐騙集團，但終於還是說出實話：「仄迪？我不知道」，我看著她撐傘匆匆行遠的背影，有些沮喪，心想，我怎能強求大家知道得那麼多呢？我本是對這支在這塊土地上活過數百年的隊伍感到陌生的其中一個人啊，怎能預設大家什麼都知道呢？
不知情或不知道，大概也無礙於生活吧？平平順順，能吃能睡就好了。

之五、遺忘之書
 
時光如流，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我看見雨滴以浮起的姿勢飄晃晃在天空凝聚成一烏黑云團，遠走。K還沒離開，我們游蕩古城老街，暗夜里如深海魚，茫無目的。最後累了，坐進騎樓里早晨販賣傳統包點的店鋪門口，倚著鐵柵欄，仰望被兩旁建筑切割成小小一片的天空，星子正好灑成一道河。

閱讀是迷宮，多重而複雜。
我讀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南方朔在推薦序引了狄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在《疾病與文明：一八三二年巴黎霍亂之研究》的論點：「當一種重大的疫病來襲，這個疫病就會像個外來的力量，打散了那個社會統治與被治、官僚與非官僚、人民之間的階級社群。（而）各種慾望、想像、恐懼、權力、猜忌、夢想全部都在疫病時出現。」
我沒讀多《疾病與文明》，很難理解狄拉波特背後的深意，但讀南方朔的引釋，我不由得想起馬航失聯事件。
首先是航班在雷達上消失，馬航在太陽冉冉升起的時候發出了文稿，然後各種聲音竄出：祈禱者有之、分析者有之、搜救者有之、冷眼旁觀者有之、批評者有之、謾罵者亦有之，至於虛構故事腳本貽笑國際者，甚多——層層疊疊，延續至今。

Gin Tonic於我，像小瑪德蓮蛋糕之於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那記憶如光一直導向台北新光路上的一家小酒吧。
 
那晚上和亦師亦友的華強聊了許久。他說，生命中有許多事實是神的啟示。我想起在台北晃蕩的最後半年，正值我殘敗落魄、愧于向親愛的朋友伸出求援之手之際。那段日子，最害怕睡前與晨間將醒、意識最毫無防備的時刻，記憶或夢境往往就在那當下裂了個縫，惱怒與眼淚就自那縫裡汩汩流出。但悲傷不適宜持續得久，活在世界裡我們總沒太多時間去面對自己。趕著上課的時候，急匆匆洗澡，打開衣櫥嘎嘎響的木板門，挑一張合適的臉容，佯裝無事，就走到陽光底下去。

你步入電梯，按了目的樓層，忽然一只手伸出攔著即將關上厚重的門，你愕然、抬頭，發現是那男生。
男生一派自然踏入電梯，燦燦笑著說不好意思，相較於你的尷尬，他大方得體多了。你傻笑問好，不自覺小碎步踏入角落，與電梯鏡子中的你背對背靠著，聽得見鏡中人心臟正用力鼓動著。
男生看著樓層數字跳動著，忽然告訴你他要離開了。
「那還會回來嗎？」你問。

 
大三那年上陳芳明老師講授的「臺灣文學史」，聽到日治時期臺灣作家的境遇時，往往能激起滿腔憤慨，或悲傷得熱淚盈眶。在那悲愴的年代，面對日殖民政府的高壓政策，臺灣作家如賴和、楊逵等人，仍不斷書寫以揭露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苦難、民族的不平、生活的艱難。他們不畏打壓、恐嚇，堅持使事實得以被當時與後世的人看見——我站在這一頭回望，他們巨大的身影，真正抵抗住恐怖集權與時間的洪流，一直存活至今。
那是藝術的詮釋權與創作平臺被壟斷的年代。是早早的二、三○年代。
其後，我自行閱讀陳老師的《臺灣新文學史》，并發現，無論日治或戒嚴時期，最讓集權政府感到頭疼的，便是文學與藝術。政府們用盡心思，制定出版政策、組織官方文學集團、收編反對作家，為的是想讓這些堅持創作的人噤聲——只因文藝創作的自由，總是讓事實攤曬在日光之下，讓當權者難以直視，害怕「擾動」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