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垂的陋室

很多人聽過米爾格倫電擊實驗（Stanley Milgram's Experiment），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人類在權威的指示或影響下，是否會違背自我意愿、人性，服從權威，并且殘酷地「施虐」。
實驗者刊登廣告尋找參與者，告知他們將在實驗中扮演「老師」，并且被要求與坐在電椅上的「扮演者」（扮演者的身份是「學生」）進行隔離實驗。雖謂隔離，「老師」卻完全可以聽到「學生」在隔室的聲音。
實驗進行。
老師向學生提出問題，學生答對則安全過關；答錯，老師便得接受實驗主導者的吩咐按下電擊按鈕，向學生施電（當然，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戲碼，僅參與者不知其中原委）。學生接連答錯數題，電壓便升得越高。間中，老師完全能聽見來自隔鄰的凄絕喊聲。然而，在實驗主導人的「權威」指示下，許多人仍持續向扮演學生的實驗者施電。
一些「老師」終于於心不忍，要求停止，然而得到的回覆總會是：1.請繼續；2.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3.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4.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在得到四次回覆以後，參與者若仍希望停止實驗，實驗才會停止，否則，實驗將一直進行至450伏特的高電壓，能將人電死的程度。
第一次實驗結束。有65%參與實驗的一般民眾進行到最後，也就是，有65%的參與者按下450伏特高電壓按鈕。縱使他們知道，里面的「那個人」會因此而死亡。
這就是著名的「米爾格倫權威服從實驗」。
實驗最終遭人質疑，也引起學術界的詬病，但無可否認的，米爾格倫的實驗掘開了人性不為人知的一面，丟出了一個問題（我不敢宣稱那是結論）：我們是否過于高估我們（身為人類的我們）的道德良心？
誠然，米爾格倫實驗其中一個重要變項是「權威」，簡略地說，他要探討的是權威與人性之間的關系。在權威的監督下，人是可以做出許多意想不到、瘋狂、殘酷的事的，這也是為甚麼二戰時候按下集中營毒氣室里毒氣開關的都是那些日常良善的平凡人。
米爾格倫認為，都是權威作祟。
於是你想，倘若去除權威的壓制，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呢？沒有權威的壓制，人性是否可以得到擴展？譬如，我們將實驗場地移到一個日常無事的大街上。
在一個日常無事的大街上，看見一個2歲小女孩被車撞到在路旁，你也總會應「人性」與「天良」所召，趨前救助、攙扶吧？如果說，人性確實存在的話。
佛山小悅悅被車撞倒，倒在荒涼的地上。18個人打她身旁走過，僅僅走過，也許看了那麼幾眼，然後就不再回頭。直到第19個路過的拾荒阿婆，才慌忙地跑進巷弄里大聲宣告出事了。小悅悅最終被送進加護病房，急救，情況危急。肇禍司機現身，堂皇地說：「換作是你，你也會跑！」
言下之意，他似乎有意將自己為人詬病的行為，綜述成人類最原始天然的本性。和大地震里的范跑跑一樣，他沒有錯。
於是，你忽然倀惶，無從辯解。先不論自己是否司機，你現在甚至質疑自己：如果你是18個路人里的其中一人，你會不會無視走過？
18個人不再是一個個體，第一次米爾格倫實驗的參與者也僅僅40人。如果我們假設會有40個人圍繞在小悅悅身邊，就有18個人是會無視走過的（除非那18人全是恰好冷血的），而18人占40人45%，是一個接近半數的代表，一個能代表多數的群體。而這樣一個占多數的冷血群體，在一個日常無事的大街，以沉默、冷眼、怕事，來向一個倒在地上掙扎的孩子施暴。
血淋淋的，一個集體的冷血；一個冷血的集體。旁觀他人之痛苦，沒有援手也沒有反省。也許有一天，夢魘會找到那18個人，探尋、深究：你為甚麼可以那么冷血。
當然，你可以說，事不關己。
現在你可以仔細反省米爾格倫實驗了。再問一次：沒有權威，沒有壓制，在一個日常無事的大街，你會不會無視走過？

讀了王修捷在面子書上寫的《給明福的一封信》，忽然覺得我們真的沉默好久。朋友H讀完後問我們還能做什麼有意義的事，也的確沒什麼更多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關心這個世界，了解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你不得不關心也不能說與你無幹，日子在這片天空底下延伸，而我們也要在這片天空底下生存，而這片天空，總不會是你一個人的。韓寒新寫的小說叫《1988》，還有個小小的附標寫在後面：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這是一個青年的巨大野心，但究竟也是個實在的野心。嘴巴是我們的，日子也是我們的，日子過得不舒服卻一直壓在心裡面不說出來、然後一直被說服忍受忍受忍受，拼命說服自己要相信明天會更好因為我們有偉大的政府和領導人——但是如果不說出來，誰又會將那些不滿當真？
社會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劇碼」（或抗爭劇碼，Protest repertoire）——簡言之就是「表演」。在本質上和所有的文學一樣，社運也企圖通過一種形式來直抒心理狀態，只是這些形式更為激烈或更具張力，而行進中的那些人願意走進隊伍裡扮演一個抗爭的角色，也即說明了他們確確實實「受夠了」，並且要以這樣「具體」或「可見」的形式來表現自己的巨大憤怒和不滿，更因為，社會運動是一個無法被政治力量「遮掩」和「扭曲」的力量，它是那麼的實在那麼的強烈，比起那些可以隨時被政府「無視」的簽名、備忘錄、協議、論壇更實在更Powerful（譯成中文就沒意思了），所以社會運動有成行的價值與必要。走在路上的人啊，他們只是盡可能對自己的情緒和理念誠實一點而已。那麼，誰能說這些人無知或錯了？
村上春樹這輩子最討厭的兩件事：靜默與謊言，而靜默既是最大的謊言—— 一個人在面對那麼烘烈的場面有什麼資格有什麼條件保持靜默？一個人在面對一場巨大的改變和訴求的時候為什麼選擇靜默？一個人要屈服於不公義的審判和批評時又為什麼要選擇靜默而忍受？——我們假設每一個人都有話想說，那究竟是什麼在教育我們要把一切想訴說的話都吞進肚子裡然後選擇乖乖地靜默？支持與反對都不是可恥的，我們不過是更誠實而已；我們不過是選擇說話、而不是說謊而已。
而我們的國家——馬來西亞，和絕大多數的國家一樣希望維持社會的穩定。然而，在維持這個「穩定」的同時卻還要犧牲更多的自由言論空間和社會正義，像一個被掏空價值的社會，那樣的「穩定」究竟有什麼價值？（讓更多的外資「誤會」我們的國家公平公正，更踴躍地投資？讓更多的媒體「誤會」我們的國家歡樂愉快和平，人們三餐溫飽沒有政治訴求？）正義和穩定，是哪個價值更高一些？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以高度權威制衡它的社會，也夠穩定了吧，但為什麼有更多的人寧願讓自己委身在雜亂不堪、政府弊病很多、媒體謠言滿天的美國紐約呢？
誰說沒有訴求的社會那麼地安居樂業了？誰說沒有話說的人民更高尚了？
跟這個世界談談吧。我們真的沒有能力能做多麼偉大或多麼有氣魄的事，可以的話，就設法讓自己站在天枰上（一個沒黨派隱喻的天枰）去衡量這個世界，告訴這個世界你需要什麼，然後期待這個世界給你的回音——公民社會，不是政府的社會，我們沒必要讓聲音湮沒在政治機器的空谷裡。

父親撥電來說如果真有什麼事，那就買了機票趕緊回去，書也不用唸了。我嚷了一陣荒謬，後來又覺得內疚了，他總是對我好啊。但比較讓我困惑的是，日本人面對自己國土上的傷疤的時候是那麼的勇敢，而身在境外的我們究竟有沒有比他們恐慌的資格？然後，如果50個人可以冒著生命危險守著核電廠的話，他們背後的其他人還有逃跑的理由嗎？
說真的，我沒那麼偉大也沒那麼勇敢。或許有一天我會第一時間買了機票然後回家。
今天在圖書館翻報紙。有人坐著輪椅在地震與海嘯襲來的時候跌倒了，然後堅持著用手爬上二樓，用頭頂開壓著90歲母親右腳的衣櫃子，彼此抱著，一直守候到洪水退去。然後一個搜救隊隊員從廢墟裡抱起受困4天的4個月大寶寶，很多人在流淚同時也因此漾開微笑。
他們真的在愛著彼此吧。
大概沒什麼比從廢墟中抱起希望更讓人振奮了。我相信啊，當淚水漂流成河，悲傷的人不再悲傷，春天答應大地，櫻花終會如期綻放。

河有她的語言嗎？為什么她不告訴我她的名字——
我長大的日子里已經聽不見紗玉河的名字了。印象中走過那條河的時候總要捂著鼻子（盡管政府疏導了幾次清理了幾次，味道總是那么依然）。爸爸媽媽不會
告訴我她的名字，因為她有更矚目的別名——“臭河”。而我不知道，如果一條河水有所謂的感情，聽到這樣的呼喚是不是會難過得落淚，抑或，那虛弱流著的河
水，其實是它快干涸的眼淚？

我們知道一座城市的高樓高得可以觸碰上帝的手指；我們當然也知道這些高樓這些尖塔矗立在世界中心，在盡情揮發它們的吸引力，讓人們不論遠近都崇拜它，把它
們當作神祗，抑或一種和上帝或資本主義接觸的通道。像日本作家Lily
Franky的小說《東京鐵塔》寫的那樣，高塔在城市中心像漩渦那樣旋轉，人們也被這樣的漩渦吸進去，有的人成功走了出來，有的人卻要在里面沉淪。

我有些驚訝：這還是馬來西亞嗎？
很抱歉我人在臺灣，對馬來西亞的情況只能從網頁得知。偶爾會到學校的中正圖書館去翻《星洲》和《南洋》，但終究很難體會馬來西亞的確實情況。但新聞確確實實刊出來了：“4天内8所教堂被破壞”，這不是危言聳聽，有照片為證，以致我的心涼了半截，倒吸了好幾口涼氣，然後才發出上訴的提問：這還是馬來西亞嗎？

不寫不痛快。
一個美麗的生命離去以后，我們是不是應該心懷悲痛，真誠地祝福他一路走好，然后大家都冷靜下來，把前因、后果都細細想過，再公平、公開地展開調查，把所有疑云吹走，讓真相在太陽底下攤開？
這應該是最理想的辦法吧？
但這幾天來，報紙上人頭攢動，嘈嘈雜雜的，好像誰都說了一些話。我知道，離開的是一個閃耀的生命，誰都難受，憤怒與悲傷郁結在心里不是好事，所以要說出來才痛快。他們只是急于尋求真相，或者一個公道。

 
也许有些人不太明白，我们需要的仅是一刻的宁静。没有纷扰和动乱，没有叫嚣和喊骂，没有阴谋和陷害，一切云淡风清，我们抬头，可以看见清澄的阳光洒在躺着露水的叶片上。而如今，仿佛有人给我们的天空蒙上一层重重的雾，遮天蔽地。我们以为，一切终究会沉静，可是僵持好久，黑浊的雾气压得人民快要窒息。从辞职到跳槽，从变天到抵抗，从禁止出席州议会会议到隔空叫骂，然后镁光灯底下又闪出丑陋的政治。够了，我们受了好久。
我不知道，是不是任何一个通往民主与自由的途径都要有这么一段乌烟瘴气的曾经，因而容许一批人为了自己的权利，站在所谓政治的擂台上与他人角逐。在这擂台上结束的钟声敲响以前，他们无视底下多少人因为饥饿而走到街边乞食，有多少人因为失业而抡起巴冷刀，有多少人因为经济压力而精神错乱、忧郁症。数不清的多少人，被他们无视。
那他们是不是该停止了？停止争论，容许一个反对势力的存在；停止金钱政治，让出一个清明的范围给清澄的阳光；停止叫嚣，让我们能有一时的宁静，让报章能空出一份版位容纳一个让百姓做主角的新闻；停止阴谋，空出多一些时间倾听百姓的声音。他们该停止了，是不是？

时空比对
伏尔泰说过： 我不同意你言语里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这时是18世纪的欧洲。伏尔泰的思想却是跨时空的。
今天翻开报纸，头条新闻赫赫写着：“警方援引内安令   扣郭素沁  本报记者（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  柏特拉”。
这时是21世纪的马来西亚。内安令的精神却是远古的。
谁的悲哀？
这，究竟是谁的悲哀？郭素沁的？陈云清的？抑或柏特拉的？ 还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习惯了随时有人静悄悄的从我们身边消失？抑或，我们不敢反抗，因为害怕静悄悄消失的那一个会是你？我们在习惯与害怕低下过了51年，难道我们希望再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度过我们的52年？
呐喊
我们厌倦了。我们不要第52年的习惯与害怕。尽管我们扯开嗓子用我们的最高音来呐喊。但是，有谁在听？
政府俨然家长姿态，用严厉的手段把我们当作孩子来教育。“为了国家经济与人民安全”，这就是政府们堂而皇之的理由。为此，我们要捂着嘴，做最佳的缄默者。放声大吵者，视为坏人处置，要用胶带封紧他的嘴。然后他们聊以自慰，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在人民心目中有多么正面。
他们于是辩称自己是最好的。没人对他们表示不满。因为没人出声，因为没人敢出声，因为出声的人消失了。他们于是又有理由将自己升格为人民的保姆，以为自己能在最危急的时刻将人民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能按他们的意愿，行使一切他们认为是“对”的，人们怎么想，他们并不多在乎。他们能假装没听见，因为他们总告诉自己：自己是最专业的政治家，人民对政治又懂些什么。
国家变成他们表演的舞台。政策变成变把戏的道具。人们，躺在箱子里，等他们用锯子一分为二，然后再合起。底下一群观众被逼着鼓掌。
DIAM-DIAM
游川把政府的口头禅记在自己的诗里。
DIAM-DIAM！！！政府冲着人民喊。他们要我们成为哑巴。最好连手语也不会。比起最好的公民，他们更愿意领导一群不会说话的木头。如此，往后不必浪费唇舌，高扯“diam-diam！！！”而最伟大的他们因此能以最亮丽的身段将华丽的政治宣言用高分贝的声音念完。
于是，我们像成了一群逆来顺受的仆人。主人不允许我们说话时，我们最好沉默。
角色 
我们似乎永远处于被压迫的那个阶级。不，等等，好像错了。
民主的议程便是人民来投选政府。既是说，政府是人民的“高级仆人”。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将身段放低，为我们服务；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将“个人议程”转化为“群体议程”，为众多人着想；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让我们有求知的权力，不封锁任何媒体管道；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让我们有发言权力，发泄我们的不满与愤懑；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不把我们当孩子，相信我们都拥有思考的能力；我们甚至有权力要求政府滚蛋，因为我们拥有民主精神。
我们拥有这些权力，于是谁才是谁的主人？ 
李敖说了：民主，对政府，主人是你。不然你以为他们的大官车是哪里来的。    
   

那一天，学校里的学生隐隐闻到一股海风吹送的血腥味道。

听说，是课室里有人被打伤了。听说，被打伤的是学生。听说，打人的也是学生，又听说，除了学生之外又一名老师被打伤了。打人的身着蓝色外套、戴着黑墨镜，两只手握着武器，听说还是血淋淋的，大声呼啸着：“不要多管闲事！”然后直奔课室前的斜坡，恰好，跑经我身旁。

那天，我在想，这真的是宽柔中学吗？那间好魁伟、好气派、好名誉、好多人的宽柔中学？这不是一间以纪律严明作金字招牌的知名学府吗？怎么今天，一个学生被打，打人的还是学校里的学生？究竟谁错了？有人说，打人的不该打人；也有人说，被打的也似乎咎由自取，谁叫他言语间得罪了人家。那么，归结起来到底是学生的错了？

好久以前坐在课室里的风扇底下，老师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责任”两字，告诉我们，“学生，责任是乖乖听话，用功读书，仅此而已。”因此，学生们多不敢逾越这所谓的“责任” ，仿佛一圈通电的围篱，跨过就要触电死掉。我们听话，不敢轻举妄动，把我们的时间埋进一本又一本厚厚的书里，读完华文《六国论》，要背历史“马来联邦的时代背景”，然后还要将英文vocabulary读熟，还有好多好多。我们的日子，随着书本页数一页一页地翻而逝去，一直到我们毕业那天。是的，这是典型的中学生。而不拿书，拿铁锤的，便不是学生的榜样。他要遭各界的批判，学校要开除他、家长要打骂他、警长要控告他、他走在街上，也要有人在背后问“嘿，是他吗？那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