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垂的陋室

讀蘇偉貞的《時光隊伍》，可以感受她對亡夫張德模的依戀。

她在書中提到與丈夫的承諾，關於死亡，卻又極其溫柔：「我們都不信死後的世界。曾經約定，誰要是先走，而果然有魂，就回來報個信，通知一下。方法是在對方的腳底搔癢。」——時至今日，她臨睡前，仍會刻意將腳丫子伸出被窩，心裡想著：「張德模，不要背約呀。」

像每一個愛戀中的人，等待著另一伴的音訊，等待對方回來，等她與你說話、輕觸你的指尖，或者擁抱。一日將盡，彷彿只有另一伴的存在才能令你安眠，也只有另一半的存在，才能實現自己的完滿。

換言之，愛戀中自我的存在，是他人給予的。

於是，許多人都認同柏拉圖在《饗宴篇》裡說過的故事：人原是球形的，有四條手、四支腿，但神害怕世人反叛，便將人切成一半，剩下一半的人非常想念另一半自己，因此終其一生追尋那另一半，渴望圓滿。

大二那年，我初讀蘇偉貞與柏拉圖，並且正盤旋在寂寞上空——那時候，你正離而去，而我深切地體會，原來一個人被切作一半，是如此疼痛。

我仍將手機開著。我仍不時在臉書徘徊至你的頁面。我仍時時感動於你給我的擁抱。我無時無刻想念你……

是啊，我們很容易就將柏拉圖的故事當作愛情的「原型」，著急著另一半的失去，但往往忘了柏拉圖在書裡正為這故事不斷地論辯、推翻，再建立，甚至狠狠刮了異性戀原教旨主義者一巴掌（因為柏拉圖談論的幾乎是男性之間的愛）——這故事本就不是柏拉圖對愛情的終極定義，對於愛情的本質，柏拉圖有他自己的「柏拉圖式愛情」見解。

深夜，餐廳裡的外籍勞工拿了天燈走出來。他們三兩個人站成一組，在路旁踮起腳尖將點燃的天燈舉起，試圖讓火焰的熱氣撐飽天燈。天燈飄晃晃飛升起來，我看不清這些人的臉容，但直覺他們很快樂——一天工作，這大概是最讓人快樂的環節。

我第一次放天燈，在平溪，和書慧。那一天的平溪很熱鬧，在學校大操場要依循隊伍一組一組走到場地中央點放。天燈飄起來讓人覺得很幸福，但活動結束趕接駁車回市區時，隊伍緩慢得讓人想罵粗話。我們早上八點到平溪，結束時，排了兩小時的隊，才登上接駁車。書慧累壞了，在車上躺在我肩膀睡著。

然而，我卻在車上回想那些緩慢飛升的光芒，也記得屬於我們的那一顆混雜在其他人的燈裡，最後消失在夜空的景象。我在那一刻知道，那些光一直都不屬於我們。

今晚看不成電影，開車回家的路上經過排列整齊的街燈，它們一一被我拋棄在旅程的後頭。我最頹廢的時候，韋地問我，第一次見面，你是散發著光芒的少年，怎麼那些光都不見了？

我不知道。

喜歡的女孩也曾說過，當一個人愛上另一個，他會發現那愛人周身都散發著光。她接著問，「你看見我身上的光嗎？」

「看見啊」，我毫不猶豫地點頭。

外婆過世後的第一個農曆年，很長一段時間，我就躺在外婆房間床上，看老舊綠紗窗，將午後日光篩成破碎綠色，散落窗前光滑地板上，蒸起熱帶家國的潮濕氣味。

窗旁邊是帆布撐起的簡單衣櫃，裡面塞滿姨舅們離家前遺落的衣物。我不記得有誰曾經打開，拉鍊拉起那樣鎖著。我曾經作過噩夢，夢裡面就是這樣的衣櫃，在某個久遠年代，有個孩童玩捉迷藏躲在那裡面，也不知道是如何自內反鎖的，但誰也沒有發現，就任那個孩童在衣物之間，隨時光緩緩發霉。那還是孩提時期，我喜愛長假到外婆家去，存下零錢，騎單車到街上影碟出租店，以便宜價錢租下翻版香港鬼片，在午後日光強烈昏昏欲睡時刻與外婆挨著看。

想起來，外公也是死在這房間裡的。最後一次見他，好像也在農曆年，大家回到那所老房子的時候。外婆後來常常問我：「你記不記得，你在那房間裡，摘一顆一顆葡萄，餵進生病的外公嘴裡呀？」——我總是點頭，事實上，那樣的光景已早早稀釋成不具名的雨水，滴落後蒸發了。

而今，倆人的臉容只鑲在那帆布衣櫃頂上的發黃舊畫像，無體溫，無言語，無嗅味。

是某個隱匿在鄉鎮裡的無名畫家，為結婚時的兩個人畫的。看這邊，對，這樣的角度很好，忍耐一會兒，等我慢慢勾勒哦。對。就這樣。外婆披著簡單白色紗巾，短髮電卷，蕾絲領口拉得老高；外公梳著油頭，露出光亮前額，西裝、領結，莊莊重重，人生一輩子一次啊。

又某次過年，年初三或初四，凌晨日光未亮，父母抱著沉睡妹妹，拉著不捨得外婆哭鬧的我要驅車趕路回八小時路程外的邊城新山。外婆依著鐵柵門，慈祥觀看這齣鬧劇。大抵不忍我再哭再鬧，她安慰我：不如這樣，我陪你回家，你要乖乖上車哦。

我欣喜地笑，好啊，我們一起回家。回家路上，某個休息站有很好吃的Ramlee漢堡，我叫爸爸請你吃。

外婆應允，讓我坐在車前座母親腿上，自己跨入車後座。

先說說我的留台經驗。

2009年，我遠赴台灣，就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直至2014年年初畢業，歷時四年半。剛到台灣，既參加校方主辦的迎新，結束後搬沉重的行李，夏日裡流著汗，爬到政大山上自強宿舍，登記入住。我大一的室友，有一位澳門同學，以及兩個台灣人。

最初，我們的話題客氣，流於片面。後來，我試著碰觸彼此心靈的底線，想藉此了解與我共處一個世代的台灣年輕人。而供我們展開討論的第一個話題，便是「國族」的爭議。

白目的我，一開口就意外碰著了鐵壁——因為我稱中國為「內地」。

「那才不是我們的『內地』咧」，室友A笑著反駁，一邊囑咐我：「在台灣人面前，絕不要稱中國為『內地』。那很惹人生氣的。」

歷史系的室友B附和，隨即為我講述一大段台灣歷史，由日治、49年大遷徙、國民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野百合學運、政黨輪替，一拖拉庫，中學歷史課本裡沒教的，我聽得頭昏腦脹。

最後，室友B如此總結：「總之，我們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政體，有不同的政府和制度，我們是我們。」

這是大一那年，最讓我印象深刻、感到衝擊的談話：一個與我同年紀的大一新生，竟然已經有了國族認同的焦慮。然而，我在那當下卻很難明白為何他們對「遣詞用字」特別在意與堅持、為何對統獨的議題那麼敏感（我依稀想起，剛到台灣來的我，不知為何，竟，覺得「台獨」這詞彙代表深深的罪惡，一種分離、混亂、不安的罪），為何對自我的認同那麼迫切、那麼強烈。

馬六甲仄迪村口旁有間中學，我和依莉在村門口徘徊，逮着了學生就問：請問你知道這是仄迪村嗎？學生回答：不知道。我再問：那你知道，仄迪是什麼樣的族群嗎？學生依然回答：不知道。

仄迪村子裡還有好幾戶華人人家，我們問了幾戶，多數華人家庭都回說「不清楚」、「不然你們到隔壁問問看？」

還有，打著傘走過的路人，看著我們，彷彿看見詐騙集團，但終於還是說出實話：「仄迪？我不知道」，我看著她撐傘匆匆行遠的背影，有些沮喪，心想，我怎能強求大家知道得那麼多呢？我本是對這支在這塊土地上活過數百年的隊伍感到陌生的其中一個人啊，怎能預設大家什麼都知道呢？

不知情或不知道，大概也無礙於生活吧？平平順順，能吃能睡就好了。

只是後來想想，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段日子，訪問了好幾組異族友情的故事，許多人面對「如何與異族相處」的提問時都坦言：先了解，然後尊重，如此再無爭端——這麼簡潔有力、容易理解，小學生道德教育讀過似的。然而，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被細分成好幾塊，依語言、文化、宗教、族群、性別、經濟、教育，然後鮮少有人理會自身之外，那些與己無關的事，大家所說的「冷漠」。反正，都自顧不暇了。

木焱今天剛好提到「想像的共同體」，那是班尼迪克.安德森的著名理論，謂許多人依照一定的線索，如報章、寺廟、慶典，來想像自己和其他人是一個「共同的集體」。條件是，那些許許多多的人，必須對那些線索（如報紙上的新聞、寺廟中的儀式）有經驗上的共感，否則無以「想像」。

馬來西亞的問題是，我們可以想像大家同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卻無法想像各族共處同一個社區、同一個集體，或者同一個公共領域（我以為後者的「想像」更為重要）。如此一來，我們「公義」所能伸展的範圍便會大幅縮小，譬如，仄迪村近兩百年的古廟面臨身側建築計劃的影響，也乏人問津、無人理會，因為那不屬於「我們」概念裡的公共領域。

之五、遺忘之書

時光如流，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我看見雨滴以浮起的姿勢飄晃晃在天空凝聚成一烏黑云團，遠走。K還沒離開，我們游蕩古城老街，暗夜里如深海魚，茫無目的。最後累了，坐進騎樓里早晨販賣傳統包點的店鋪門口，倚著鐵柵欄，仰望被兩旁建筑切割成小小一片的天空，星子正好灑成一道河。

我指著對面一座中國風回教堂，說在那素樸檐欄之間，藏著中國字「喜」，而且還是結婚時貼滿墻的「雙喜」。那是上一次到這座古城來，文友鑫霖告知的神秘所在。K於是凝神望向黢黑那叢暗影，尋找印象中的字樣，當然沒有找到。

「要等待日出」，我說，「陽光正好打到那方向，它才會出現」。隱匿的歡喜，總是需要日光照耀。我在心里默想，真是多余的隱喻。

這些細碎片段在K離開以後，一并被她收進黑色箱子，仔細打包、封膠，然後藏到某處滿布灰塵與蛛網的閣樓上。

我記得曾反復在不同電影里看見如此情節：那些長大成人的小孩，或因搬家，或為尋找物事，拉開樓頂隔板，一派輕松爬進閣樓，然後驚喜發現黑箱子的模樣。他們打開箱子，拿出里面收著的褪色模型、海邊撿來的破碎貝殼、泛黃舊照片，一枚曾經被賦予不明意義的草編戒指、零零碎碎的彩色回形針、干癟的紙星星，既熟悉又陌生，但怎么也想不起來，當年為何會對這些滑稽愚蠢的物事，如此珍而重之。

閱讀是迷宮，多重而複雜。

我讀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南方朔在推薦序引了狄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在《疾病與文明：一八三二年巴黎霍亂之研究》的論點：「當一種重大的疫病來襲，這個疫病就會像個外來的力量，打散了那個社會統治與被治、官僚與非官僚、人民之間的階級社群。（而）各種慾望、想像、恐懼、權力、猜忌、夢想全部都在疫病時出現。」

我沒讀多《疾病與文明》，很難理解狄拉波特背後的深意，但讀南方朔的引釋，我不由得想起馬航失聯事件。

首先是航班在雷達上消失，馬航在太陽冉冉升起的時候發出了文稿，然後各種聲音竄出：祈禱者有之、分析者有之、搜救者有之、冷眼旁觀者有之、批評者有之、謾罵者亦有之，至於虛構故事腳本貽笑國際者，甚多——層層疊疊，延續至今。

這無疑是空前的災難——面對此種災難，凡人如我能做什麼、能說什麼，很難捉得準。但衝擊如斯巨大，人類心靈的脆弱與堅強，就像齊赴沒說好的約，一併展現：有的人跌倒了，有的人站起來，有的人衝到浪濤前伸出雙手拒擋，有的人旁觀。無論如何，這是我們人類。

然而，這起事件揭露的似乎不僅僅是人心面對災厄的底線，它同時也將全球目光聚焦在一個，或多個制度上。貝克（Ulrich Beck）提及「風險社會」時，即表明風險與人類生命是共存的。愈往現代邁進，風險隨著人類活動頻率「人化」的可能性愈高。政府也許制定許多規範與制度給愛冒險的人類提供保護，但若延伸來看，這些舉動仍存在著失靈的可能——最終，「風險的『制度化』將轉變成『制度化』風險」，既是說，當人們利用制度應對風險的時候，「制度」這當事兒又給人們帶來新一輪的風險。

馬航失聯這樣的災難，映襯的，或多或少，是貝克的預言。在這起災難層層疊疊的搜救、分析、追溯與調查程序中，我們的制度究竟提供保護、建立、延宕，或者分化，是值得更進一步省思的。

再回到我那迷宮般的閱讀經驗裡去，狄拉波特的那論調：「當一種重大的疫病來襲，這個疫病就會像個外來的力量，打散了那個社會統治與被治、官僚與非官僚、人民之間的階級社群」——我們暫且將「疫病」轉讀為「災難」，南方朔所引釋的狄拉波特這一段話，竟爾悄悄與這樣巨浩的航班失聯事件聯繫上了。國家與國際、個人與政府、宗教與民俗、理性與憤怒，或多或少都被擊碎、打散，而其中網絡上各個層次的言論，變成俗民如你我討論最激烈的其中一個方向。

Gin Tonic於我，像小瑪德蓮蛋糕之於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那記憶如光一直導向台北新光路上的一家小酒吧。

那晚上和亦師亦友的華強聊了許久。他說，生命中有許多事實是神的啟示。我想起在台北晃蕩的最後半年，正值我殘敗落魄、愧于向親愛的朋友伸出求援之手之際。那段日子，最害怕睡前與晨間將醒、意識最毫無防備的時刻，記憶或夢境往往就在那當下裂了個縫，惱怒與眼淚就自那縫裡汩汩流出。但悲傷不適宜持續得久，活在世界裡我們總沒太多時間去面對自己。趕著上課的時候，急匆匆洗澡，打開衣櫥嘎嘎響的木板門，挑一張合適的臉容，佯裝無事，就走到陽光底下去。

你也不擔心朋友會不會發現異樣。發現了，你回以一句「你想太多」也就是了。你不是害怕他們不了解你，而是慚愧、內疚，像過去四年犯了毒癮，他們擁護你愛惜你，使你直說會戒要改，可持續至今，深夜裡仍偷偷摸摸躲在暗夜角落捲起袖子注射非人間配方——你麻煩了他們好些年了，夠了。

就這樣，虛偽地度過一日、一日、一日，一邊想著往外跑，學《挪威的森林》裡的渡邊，找個陌生所在面對自己。

你步入電梯，按了目的樓層，忽然一只手伸出攔著即將關上厚重的門，你愕然、抬頭，發現是那男生。

男生一派自然踏入電梯，燦燦笑著說不好意思，相較於你的尷尬，他大方得體多了。你傻笑問好，不自覺小碎步踏入角落，與電梯鏡子中的你背對背靠著，聽得見鏡中人心臟正用力鼓動著。

男生看著樓層數字跳動著，忽然告訴你他要離開了。

「那還會回來嗎？」你問。

「會啊。離開的這段時間，我會給你電話號碼。」

你安靜地點頭，心里揣測這話語背後的意義。

你們彼此沒再說什么。然後，電梯輕輕晃動，門打開，他微笑說再見，大踏步走出去離開。你看著門慢慢關上，將他的背影夾入另一個空間里，留下自己在角落中懊惱怎么剛剛舉止那樣不自然、緊張、不多說幾句話，只讓空氣沒來由尷尬地凍結。

後來你才告訴我，你暗戀那男生好久好久了。

大三那年上陳芳明老師講授的「臺灣文學史」，聽到日治時期臺灣作家的境遇時，往往能激起滿腔憤慨，或悲傷得熱淚盈眶。在那悲愴的年代，面對日殖民政府的高壓政策，臺灣作家如賴和、楊逵等人，仍不斷書寫以揭露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苦難、民族的不平、生活的艱難。他們不畏打壓、恐嚇，堅持使事實得以被當時與後世的人看見——我站在這一頭回望，他們巨大的身影，真正抵抗住恐怖集權與時間的洪流，一直存活至今。

那是藝術的詮釋權與創作平臺被壟斷的年代。是早早的二、三○年代。

其後，我自行閱讀陳老師的《臺灣新文學史》，并發現，無論日治或戒嚴時期，最讓集權政府感到頭疼的，便是文學與藝術。政府們用盡心思，制定出版政策、組織官方文學集團、收編反對作家，為的是想讓這些堅持創作的人噤聲——只因文藝創作的自由，總是讓事實攤曬在日光之下，讓當權者難以直視，害怕「擾動」民心。

這樣的心態，套用在新山政府上，一點也不夸張。當爾納斯在新山墻上留下壁畫，「捕捉」了長期發生在這座城市里的黑暗現實，間而引起民眾共鳴時，政府如坐針氈，不得不下臺來「指導」什么是「藝術」，什么該畫，什么不應該。

新山市長依斯邁卡林表示：該壁畫是一個沒有反映馬來西亞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廣告」，同時具有嘲笑與惡意，因此，應該被禁止展示——藝術和廣告，他傻傻分不清楚。

鄭修強說：有才華的人應該用在對的地方，而不是呈現負面形象——言下之意，他認為藝術應該竭盡呈現「美」，而非揭露黑暗。可他忽略了，長久之間，有一批為自由與真理奮斗的藝術家，正是以呈現現實的「黑暗」來為無力的民眾發生。畢卡索的「格爾尼卡」、賴和的＜南國哀歌＞、艾未未的諸多創作，或如時下流行歌手五月天、謝和弦，許許多多，數之不盡。

我為他們言論的淺薄與刻板感到可笑與遺憾。而他們的言論，以及後續的清除動作，只能突顯在這座城市里，藝術的創作、觀看，以及詮釋空間，是被蠻橫、愚蠢所壟斷的。

不是有個傳說嗎？陳昇辦了一場演唱會，喚名「明年你還愛我嗎」。他搞了個噱頭，提前一年賣出演唱會的票，其中有一種特別的席位保留給情侶——你能用一張票的價錢買下兩張票，戀人各自保留，明年今日，兩張票合在一起，才能算數入場。

許多熱戀中的情侶買了。也許排隊購票的時候，他們彼此相信，天長地久這回事一定發生在自己身上。

一年過去了，陳昇演唱會現場，空出了許多位子。他對著那些空位子唱了一首尷尬的歌：把悲傷留給自己——像是祝福，也像是愧疚。

是的，「真愛」在這一次「實驗」中被徹底擊潰了。當年認定的「對的人」，如今也換了一個，他們留下的空座位，只能讓悲傷進駐填補。

大一那年，一個離了婚的女老師在英文課上問我們：你們之中，有誰是不相信婚姻和愛情的？——躊躇了片刻，我怯生生地舉起手，那老師卻像是遇到了知己，和我聊了又聊。最後，結論是她的：愛情是瞬逝的，最後只剩下自己。

但我記得的，不止於這一段談話。在和老師的對話結束後，坐在背後的學姐不斷用筆尖戳我、問我：嘿，你怎么不相信愛情呢？

我身邊好多戀愛經驗豐富的朋友，有時候一起出去，會聊起過去種種。

忘了什麼時候開始，我不斷追問他們是不是還和舊情人保持聯繫，但多數人都說「沒有了」，或者，像K回答的，「比普通朋友還少一點」。

「為什麼呢？」

「沒特別為什麼啊。感情淡了就不相往來了。不很自然嗎？」

「這樣啊……」

我感到困惑，心暗暗地不踏實，彷彿原本屬於這個世界的某種東西，在一覺醒來以後，就消失不見，不留一點存在的痕跡。

像倒翻在地上的一灘水。

我原來以為，愛上一個人是件奇妙，甚至神聖的事。那感情迸發得比其他一般情感還來得強烈、不可理喻。於是有的人愛上了就不顧一切，犧牲、衝撞，縱使換得一身傷痕、焦頭爛額，也在所不惜。

老姐在看電影的時候拿出portable charger來為電話充電，我看那充電器造型酷炫，就問在哪邊買到的。

 「這個啊，是前男友送的。」

 「前男友？」我有點好奇地追問，「那現在用著不會有特別的感覺嗎？譬如，睹物思人之類的。」

 「不會耶。」老姐悠悠地說，將手機連同充電器塞進包包裡。

 「為什麼呢？」，我真的不解，「我是說，畢竟這是份疼惜你的禮物吧？」

 我只是以為，有些事物原本就被賦予意義，因某種特殊意義而生。譬如同情、疼惜、愛戀，諸如此類。人在面對這一層意義的時候，難道會沒有任何連接或感懷嗎？

 後來啊，我在X男家裡過夜，早晨醒來偶然瞄見他的書桌上擺著一女子的照片，順口就問前女友啊？

 X坦率回答說是啊。很久很久以前的，大概5、6年了吧。「那照片還是我拍的呢」，X男說。

我和學長、學妹聊起了宗教與偶像崇拜，學妹酷酷地說，她差點就創教了。

「那時候還小學三年級吧」，學妹吐了一口菸，我咽了口唾沫，有點不敢相信。

｢我那時候在班上有點神秘感。扯起人的前世今生。因為小時候到九王爺之類的廟裡去，媽媽說我是某個神明的乾女兒，自此我就覺得自己生來不凡。」

「有一次我跟班上的小朋友談起命運，說你未來會多苦厄，他竟然相信了，從此追隨我，變成了我第一位信徒。然後，越來越多小朋友相信我說的，每每下課，就來讓我『算命』。」

其實，只要信口胡說，說些人家不可知而你堅信的故事，人家就會因單純無知與對神秘的無限想像和嚮往而相信你了，學妹笑了笑，她竟爾一早就知道如何以未知與好奇操弄人心。

「後來隔壁班有位女同學感到不屑，自己也『創教』。一次在廁所遇到，大概類似王不見王的心理作祟吧，她竟然在我面前表演起靈魂出竅。」

那場景說起來真像香港鬼片，女孩在橫列的鏡子與洗手盆前翻起了白眼不住顫抖，然後忽然一動不動，顯示她靈魂已飛到了九霄雲外。學妹說她看了只是冷笑，「因為我深諳那騙人的法門與心態，打從一開始就不相信她了。她一動不動好久，然後上課鐘聲響了，我徑自回到教室，留下她一個人呆呆地站在廁所。」

我們笑了起來。

一開始的時候，學長在酒吧裡遞給他一根雪茄，細細長長，和電影裡看到的粗圓樣子很不一樣。學長說，用唇含著，打火機湊上，點火的時候輕輕吸一口，然後就可以開始抽了。他照著做，卻沒真的把菸吞進去，就吐了出來。

他說，味道像燒焦的木頭。

是呀，雪茄是這種味道。

那是他第一次抽菸。酒吧燈光昏暗，霧氣飄渺，他首先想起王家衛的電影。後來他接連「抽」了幾根，都沒確實把煙吞進肺裡，只是裝模作樣，轉過頭悄悄從口腔吐出散亂的煙霧，以為自己長大了，滄桑。

「你喜歡的話，這盒雪茄送你，我抽不慣｣，他從學長手中接過半盒雪茄，心裡興奮地想，自己有的第一盒菸，竟是雪茄。

學長教會他許多事。到酒吧去，要注意的不是酒，而是音樂，音樂要好，播賈斯丁或嘎嘎女孩的歌的酒吧就不能去，至少要Beatles、Guns N' Roses，再不然，俗得像Radiohead、Oasis、Coldplay也可以。他點頭，裝懂，啊，那些樂團我聽過，其實沒有。

周慕雲走來，一雙眼如一潭湖水。他靜靜坐在角落，靠牆，吸菸。蘇麗珍很早離開了，留下沾了紅唇的煙蒂在煙灰缸裡，他早已發現。

有一天，學妹約了他出去，在市政府一處平日安靜的角落。他們點了啤酒，薯條，然後學妹直直盯著他，問：我可以抽菸嗎？

【宗教與否】

涂爾干將社會分為「神圣的」和「世俗的」。而所謂宗教，既是一眾人依循一套與神圣性物事相關的信仰與作法而聚集、遵守、奉行的道德性社群（church）。而宗教的元素包括神聖的象徵、信仰、儀式及宗教社群，其中又具有一定的（道德）規范，並多數以神圣的符碼作為表征。

依此簡單的界定，如來實證社「看起來像是」宗教，所謂神聖的象徵、信仰、儀式及宗教社群，無一不全，縱使組織里的成員多么急于強調自己與宗教並無相關，不過是借著俗世中「宗教」之名而方便行事而已，但在社會學的基本界定下，他們的說辭終究難以信服。

也許，這么寫，會讓其中多數人覺得不以為然。而我亦認為，非宗教學本科的我，也難以進一步深論。但，宗教與否真的重要嗎？宗教實際上是社會構成的一個基本單位之一（從初民社會開始），既然如此，它反映的是一種社會樣態，也同時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說是「社會的」，那么任何一個宗教都將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影響——而這也是我對如來實證社感到焦慮的原因——因為它影響的是人們的生活，無論心靈上或物質上的，它影響的是我朋友的生活。

其實對於臉書我亦是那樣的畏懼。

回馬投票的那些天，和好友外出用餐，說到自從郭史光治將文章潑在臉書博取了好多“like”以後，頗有自滿與被激勵的感覺。而近來我寫的幾篇關於大選與公民社會的文章也獲得大家的推崇與贊賞，頓時飄飄然，遂能體會郭史那份類似「倍獲肯定」的感覺了。

實際上不應當是那樣單純的。

臉書上許多的贊美與批評有時候來得太快，更別提“like”這種輕而易舉的按鍵點擊了。也由於這種「速度」，我常常也過快地陷入無可自拔輕飄飄的狀態里去，根本沒有梁道長說的將之當作「深入（自我與他人的）檢討」的機會。若有，也當如我之前寫的，不過是一種「情緒的分享」而已。

因此，我（或說我們）就這樣很快地陷入一種蠻荒的境地里。在這其中，我們不必和人對眼、說話，不必聽懂別人的語氣、舉措。它自有一套規范，組成一個新的社會、建筑自己的結構。許多人還能在里面找到認同、寄托、撫慰。公民社會在其中也得到另一種不同的發揮。愛情可能因它而起、革命也由此而生（當然，失戀、訕罵、暴亂也是）。如果不太苛求，它算是不錯的了。真的。

但，總之、總之，像道長說的：

「關於臉書，我或許可以絞盡腦汁地替它想出一百條好處。可就是因為那過於傲慢的自我，冷靜自持的功力不夠，只好因噎廢食，暫且迴避。與其說是我嫌它不好，倒不如說是自己膽子太小。」

我身在其中，不是因為膽子大了，只是我早已無可自拔。

我所懷念的寬柔是幽靜的，尤其留校的午後，摸到課外活動大樓撬開百葉窗，爬進社室裡一個人呆著的時光。我把窗戶都打開了，讓海風溜進來，收音機小小聲放著933，讀了許多文創社的藏書，沈從文、傅承得、李敖、龔萬輝，組成我小小的文學沙龍。

我也想念初中早課結束，10點鐘到1點左右的空曠時間。我和朋友閒來無事，躲在樹蔭下下棋，或者摸到AV教室，看完了整套宮崎駿電影。那時候我不懂「龜頭」的含義，朋友說「走，我們到事務處去拿飼料到池塘打龜頭」，我就傻傻地到事務處向裡面的職員說「我要借飼料到池塘去打龜頭」。

朋友尷尬地看著我，職員錯愕地盯著我，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很興奮地不停叨唸「打龜頭、打龜頭」。

後來每次回到寬中，我會到畹香樓前的石椅上坐很久，聽留校的管樂團、學長團、紅星月會，在草場、平台、磚地上操練步操。偶爾會有情侶依偎，說些情話，好大膽，我以前好嚮往，但始終沒有機會。除此之外，皆是朗朗讀書聲，沒有其它。

我的印象裡，寬中是很少喧嘩的，除了運動會、校慶。但那些景象已被無限地推遠，留下來的是無比的寧靜，是恍恍然在圖書館沙發椅上睡醒，發現時間仍然滯留在古早古早年代的安寧。

楊邦尼寫他想念的寬柔，是：

「那時的學生和老師在校園裡譜曲寫詩，才有《海峽的風》，《長青寬柔》就這樣傳唱了近30年，地理老師帶我們走出教室記錄當天中午的各種雲層的名字，歷史老師在課堂上和我們談天安門六四我們很激動紅了眼……」

他那時候的寬柔，興許更單純吧。傅柯說，權力是一種「毛細現象」，政治也是，而它就這樣慢慢地、慢慢地，滲透進一切裡去了。

昨夜收到電子郵件，說我的郵寄選票申請遭拒絕（因為我以實體信件申請，最後逾期了），於是拿起電話打了封長長的簡訊給爸爸，劈頭就說：「我決定了要回去投票。」

我知道爸爸一定反對，理由不外乎省錢，我早料到。我猜他在電話那頭必定非常沮喪、激動，不明白為什麼兒子那麼「不聽話」。然後我想起過去我們之間所有的爭吵，都由於自己的理念與價值觀和他衝突而爆發的。

他喜歡說「我們的社會經驗比你豐富，所以才會這樣要求你，希望你過得好」——而我沒有一次聽他的話。後來他愛說我狂傲、自大，以後勢必碰壁，但我一向以溫柔要求自己，而他一直不知道。也許吧，我會跌跌撞撞走很久，但這無非是成長的陣痛，我也不排拒。

我比較擔心的是，我的成長會在畢業以後終結。在一種高壓的社會環境下被異化。被政府的巧言辭令蒙蔽。要不斷地面對暴力、掠奪、欺瞞、貪污、強奸。最後，要將自己壓成扁平化一便於管理的公民，一個身份字號。

我不曾想過移民。過去幾年被人問到畢業以後怎么辦，我都說念研究所，或回國工作，或者念了研究所再回國工作。我想，為什么一個人最終不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好好生活呢？（而我也曾以這片國土自豪、驕傲）為什么要一直被家人朋友說服「要不要考慮到新加坡發展看看」呢？

從什么時候開始，回去馬來西亞生活，變成一種「不得已」的決定？

我不知道。

郭史光治寫了一篇文章，說我們這一代如何地經驗匱乏，不曾經歷戰亂、騷動、革命，似乎所有人都被壓縮成一個平庸者。我們都曾經贊嘆那些自「大歷史」中走來的人，冷戰、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國民黨戒嚴、五一三事件，諸如此類。有時候，我們真僥幸自己不曾生在那動亂的年代，但有時候卻又矛盾地遺憾自己不及參與就亦步亦趨走到今天。

丘光耀杯葛《星洲日報》，楊紫瓊被網民威脅封殺，支持國陣的人也遭撻伐，被賦以「走狗」、「賣華」之名——然後，一簇一簇的留言在網絡上不斷蔓延，叫囂、謾罵、威脅——這一切都讓人感到害怕。

我能夠理解在經歷連串高壓、不人道的生命歷程，以及看過許多暗殺、不公正、貪污的實例以後，情緒公開宣洩的必要。我也同意，我們必須讓當權者了解「我們真的非常生氣」、「我要你立刻下台」。但是，當我們過分提升這些（憤怒）情緒的時候，是不是也同時降低了理性思考的可能？當「說服」淪落成「威脅」與「謾罵」，是不是正好應驗理性被情緒超越的現象？

我們到了能夠堂而皇之地宣稱：「他們未曾尊重我們，所以我們也沒必要尊重他們」的地步了嗎？

我先是想起電影「鐵娘子」（The Iron Lady）中的一段台詞：

People don’t think anymore, they feel, “how are you feeling?”, “oh,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oh i’m so sorry, we, the group, we’re feeling”… Do you know, one of the great problems of our age is that we are governed by people who care more about feelings than they do about thoughts and ideas?Now, Thoughts and ideas, that interests me. Watch your thoughts, for they become words. Watch your words, for they become actions. Watch your actions, for they become habits. Watch your habits, for they become your character. Watch your character, for it becomes your destiny.

電影裡，撒切爾夫人對人民重「感受」多於「思考」感到焦慮。

「感受」是情緒的，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直接的心理反應（反映）。我們哭、我們笑，然後我們生氣，怒火中燒，拍案翻桌，對這個世界怒吼。再激動一點，我們罵他媽的，Fuck You；對象鎖定了，我們更放肆：狗樣、爛人、犯賤。但是，在這一層層的情緒宣洩字眼中，鮮少有人真的「思考」，也鮮少有人真的了解了民主社會所強調的「尊重」。因此，當我讀到「狗樣」的，以及一連串人隨之附和而不曾質疑，就不禁感到心寒——我擔心，這樣的情緒煽動會使人們跌入某種盲目的集體狂熱裡，甚至參與了一種不知覺的愚民舉動。

誠然，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皆非常仰賴「情緒動員」，但情緒的強調有它的局限。何明修教授在一篇論文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