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我的留台經驗。
2009年，我遠赴台灣，就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直至2014年年初畢業，歷時四年半。剛到台灣，既參加校方主辦的迎新，結束後搬沉重的行李，夏日裡流著汗，爬到政大山上自強宿舍，登記入住。我大一的室友，有一位澳門同學，以及兩個台灣人。
最初，我們的話題客氣，流於片面。後來，我試著碰觸彼此心靈的底線，想藉此了解與我共處一個世代的台灣年輕人。而供我們展開討論的第一個話題，便是「國族」的爭議。
白目的我，一開口就意外碰著了鐵壁——因為我稱中國為「內地」。
「那才不是我們的『內地』咧」，室友A笑著反駁，一邊囑咐我：「在台灣人面前，絕不要稱中國為『內地』。那很惹人生氣的。」
歷史系的室友B附和，隨即為我講述一大段台灣歷史，由日治、49年大遷徙、國民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野百合學運、政黨輪替，一拖拉庫，中學歷史課本裡沒教的，我聽得頭昏腦脹。
最後，室友B如此總結：「總之，我們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政體，有不同的政府和制度，我們是我們。」
這是大一那年，最讓我印象深刻、感到衝擊的談話：一個與我同年紀的大一新生，竟然已經有了國族認同的焦慮。然而，我在那當下卻很難明白為何他們對「遣詞用字」特別在意與堅持、為何對統獨的議題那麼敏感（我依稀想起，剛到台灣來的我，不知為何，竟，覺得「台獨」這詞彙代表深深的罪惡，一種分離、混亂、不安的罪），為何對自我的認同那麼迫切、那麼強烈。
——這些問題，台灣用了四年時間，慢慢回答我。
2009年，聖誕節那一天，劉曉波被判11年有期徒刑。2010年，艾未未於上海的工作室被勒令強拆，隔年，艾未未遭秘密扣押，公民們自發「尋找艾未未」。2012年，中國大陸著名維權人士陳光誠逃離中國，隔年，陳訪問台灣，馬英九與龍應台視而不見。
同樣的2009年，我第一次見識「同志大遊行」，遊行者盛裝打扮，伴隨鼓樂，宛若嘉年華。2011年暑假，我從台北松山機場登機，飛往中國福州探親，晃蕩書局，買了野夫的《塵世.輓歌》，回台以後，在書店偶遇野夫著作，名為《江上的母親》。我翻看幾頁，在「前言」的部分得知它與《塵世.輓歌》是同一本著作，而我手上的那本，有部分章節與台北書店的不一樣，被替換的部分，可想而知。2012年，民眾與學生聚集士林文林苑，阻止政府強拆，政大社會系老師在網絡上「教導」學生如何與警方作非暴力抗爭。同年，經福島核災的影響與啟發，3月11日，萬人走上街頭，高喊「核電歸零」，質疑政府政策。2013年，義務役士官洪仲丘死亡，政府反應冷淡、官官相護，群眾湧入凱道，抗議政府不公。同年，「苑裡反『瘋』車」事件，學校社會系老師徹夜與鄉民守在苑裡，阻止官員、商人強硬進行計劃。
再後來呢？
2014年，三月十八日，學生打破立法院窗口，推開立法院大門，佔領立法院，並高喊「反黑箱服貿」，持續近一個月，引起上萬民眾關注。
我孤陋寡聞，知道的事情不多，但僅僅這一連串事件的醞釀與發生，就使我清楚知道，台灣與中國，是分明兩個世界——而這些事件賦予台灣民眾的經驗，也使他們有理由質疑「服貿」背後的潛議程，加上立法院「黑箱作業」，點燃群眾導火線，才致使學生以所謂「不合民主程序、違反法治」的方式，抗議政府「不合民主程序、違反法治」的官僚作業。
於是有人質疑學生「害怕競爭」、「不諳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效應」、「使台灣在國際上無顏立足」、「邊緣化台灣」——是啊，服貿或ECFA有其「重大意義」，通過與不通過，在國際社會裡也有所謂的「大是大非」，但一般民眾他們不會體認這些。他們面對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是生活裡極平凡極瑣碎的事。他們需要出版的自由，每個早晨，可以讀到不同言論、不同觀點的報紙；他們需要發聲的自由，希望面對不公義的時候，能夠站上街頭，引起政府關注；他們也要維持自己的營生，要維護一條台北陋巷裡古早的樣子。甚至，他們要面對自己的「國族問題」，他們在意馬政府在用什麼姿態、什麼想法，去和大陸簽署這項協議……
一場社會運動絕不單純。過去的日子裡，士林、大埔、洪仲丘、同志、苑里風車，諸如此類，都在引導大家去凝視政府的失能，而政府一昧的忽視，也將運動推到更激烈的田地——我從來不曾想過，我那位曾經因車禍傷了腳，拄著拐杖的女同學，會持續堅持坐在立法院裡，思考與辯論；我也不曾想過，教我社會理論的老師，會在會場、街巷裡四處奔走，宣導「公民不服從、非暴力抗爭」；而我在咖啡館裡的朋友，在警方以武力驅離人群的時候，激動地哭泣——不是因為害怕，而是不解：為何這些日常裡在保護大眾的人，今天卻對我們訴諸武力……
因此，我終究不能理解有人會問：「他真的懂得何謂民主，何謂法制，何謂服貿嗎？」（孫天美，2014）；也無法苟同有人將學生運動比喻成「草莓學運」，謂「這批學生做了甚麼？他們攻佔議會後，嫌議場太熱要開冷氣，有的喝啤酒慶祝，有的忙著“打卡”，還有人提供帳篷睡袋、暖暖包、毛毯，並送來飲水、乾糧，似乎擔心學生受不了壓力跑了，十足是一場派對。學生要搞學運，卻害怕付出代價。一名反服貿行動指揮者被捕後放聲大哭……」（黃建榮，2014）。
這些言論的背後充滿歧視，不僅僅對學生的智慧與勇氣造成侮辱，甚至突顯一些媒體評論員懶散、不作功課的弊病。
學運背後有一道複雜的脈絡，不去理解，就只能淪為偏見。
譬如孫天美她談「民主」，認為民主的最高準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她忽略了每個國家執行「民主」的方針和政策都不同，要實現「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更是有多種方法。她怎麼確定每個方法都是可被接受的呢？
她是不是忘了，希特勒正是「民主」制度底下誕生的領導，而且確確實實是「少數服從多數」選出來的呢？
又，去年剛過的505選舉，一堆人對「民主」選舉的結果感到忿忿不平，因為民聯確確實實取得51%的支持率，怎麼會不能當選呢？我們怎麼認為國陣踐踏了「民主」呢？
最後她還很遺憾地說這項議題被有心人士政治化，然後批評台灣學生們根本沒讀懂服貿內容。然而，經濟原來就與政治鑲嵌得十分緊密，任何一個經濟行為背後都可能蘊含政治、權力的元素。現代人怎麼還能天真地認為，我們買一部車子、一包白米，全然是由市場決定價格的呢？況且，服貿牽涉的是整個台灣群眾的國族想像，以及政府自我定位的關係——這一切，無論怎麼看，都非常「政治」，作者是否真有去理解呢？
黃建榮將整場學運「簡化」成「派對」，但他是否知悉，台灣人曾經歷漫長的社會抗爭，間中也不斷修正自己、檢討自己，因此發展出「有秩序，並且作好長期抗衡」的準備工作這樣的脈絡呢？尤其進入資訊時代以後，民眾更懂得利用網絡媒介動員、監督政府，「打卡」與否，似乎不是這場學運應受批評的舉動，不是嗎？而「一名反服貿行動指揮者被捕後放聲大哭」，更是嚴重的誤會，魏揚痛哭，是受親友支持而感動，而不是因為懼怕，這一切，當事人與媒體都做過了澄清，不是嗎？
當然，我們無需盲目同意學生的行徑與訴求，但在作出評論以前，深思熟慮、做足功課，不正是一個文人應該要負起的「文責」嗎？
無論如何，這一場學運終於落幕了。落幕以後，群眾是否會如齊澤克所害怕的：「我们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后每年在这儿聚聚头，喝喝啤酒，怀缅我们在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或者將這一次的行動經驗醞釀成一個嶄新的公民概念，帶動更多反省與沉思——還當讓我們拭目以待。
總而言之，回過頭看，2013年選舉年，馬來西亞一眾年輕人被稱作「Bersih」世代。
2014年，台灣三一八學運，學生們被稱作「太陽花」世代。
我們都自混亂中走出，嘗試在扭曲的社會中尋找自我。我們同樣面對外在問題，也同樣承受內部的矛盾。我們一樣遭受質疑，也共同承擔世界的批判。或許，我們認定的、信仰的，到最後終究是一個假象——但無論如何，在這個世代裡，大家有了一個名字。
無論你是否身在其中，我們依舊要見證一個嶄新的世代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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