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Peter Berger的回憶錄,其中一節非常有趣,標題引自奧地利作家托貝克的文章——「不吸菸的人也會死」。

Peter Berger回憶他在歐洲與北美菸草公司擔任顧問的經歷。當時,反菸運動非常蓬勃,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號召了幾場國際反菸會議,邀請各國政府代表、科學家、反菸運動人士參加。從1980年代起,這場運動在西方世界已經取得勝利,並慢慢影響開發中國家,被視為當時最為成功的「社會運動」。

但Peter Berger記載的幾件事,卻揭露出禁菸人士的宗派意識與極權主義特質。首先在一架往飛機上,一名韓裔旅客被告知吸菸區已滿,必須坐到禁菸區的位子上。旅客大概投訴無門,有些憤怒,就在位子上點燃香菸抽了起來。沒想到,空姐立刻用苛刻的語氣叱責旅客。Peter Berger回憶道:「那不像是乘客忘了系安全帶時她會用的語氣。她的言辭讓人覺得某種道德標準被冒犯了,有些微的怒氣在其中——彷彿這名乘客隨地便溺一樣。」

另一次,他參加一場國際禁菸會議。會議上,有兩位科學家發表研究成果,表明二手菸並不會影響他人的身體健康。儘管這兩位科學家表明自己堅定的禁菸立場,但他們的結論立刻引來與會人士的質疑和批評,認為他們的研究方法有缺陷,甚至暗示他們收了菸草公司的賄賂。

總之,禁菸運動席捲那個年代,運動人士主張消滅香菸,政府主張控管香菸,菸草公司最後放棄抵抗,半屈半就地向禁菸法低頭。Peter Berger當然看出整個禁菸運動中物質利益的考量,運動的成果更是結合政治利益與反對派健康、環保理念的雜糅產物。當然,這項運動需要廣大民眾的配合,「吸菸有害你我健康」的觀念也成功深入民心——但是,最後養成的竟是另一種極權論述與社會排除。

Peter Berger講述這連串經驗,作為他「政治不正確」生命史的其中一章。但這對他而言並無道德上的問題,他在意的根本不是吸菸或禁菸的論斷,因為,「在此最基本的政治問題是,個人選擇如何生活的權利,以及保障這種權利免受極權主義傾向的危害,即使這種危害以非常民主的運作方式包裝」。

我想起唐諾一篇2009年的文章。當年正好是菸害防治法擴張的一年。

唐諾開頭就說:「2009,對我們這個族裔的人,看起來是最不幸的一年,會到浩劫的地步嗎? 」——怎麼說浩劫呢?我的族類開始成為弱勢,在古早或近代,我們甚至沒有名字,如星點散佈,永遠無法聚結起來。

唐諾說,吸菸者往後要低頭走過所有群眾,我們的自制和謙遜也不會獲得任何人的讚賞。我們像被排除的一群——而吸菸,這個在印第安部落被視為和平象徵的行為,也逐步被妖魔化。最後,戰爭開始,我們和對方永遠再無可能好好坐下,叼根菸,談一談最後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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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垂的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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