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垂的陋室

1934年，德裔猶太人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逃離德國的納粹政權，輾轉流亡到美國。六年後，馬庫色獲得美國國籍，成為法蘭克福學派在美國的重要旗手，並度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誠然，美國本土並未受這一場歷時六年的大戰波及，當戰後各國百廢待舉之時，美國已經躍領世界，成為超級強國。緊接著，冷戰的陰霾席捲全球，號稱自由主義的西方諸國，與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各國，時刻處於備戰狀態，核武戰爭似乎一觸即發。與此同時，美國與蘇聯在經濟與軍需生產中也相互競爭，彼此傾力於工業發展、擴充軍備，將整個國家導入極度發達的工業社會。

另外，資本主義藉自由之名，成為美國保守勢力擁護的對象。馬克思追隨者期待的「資本主義崩潰」或「無產階級大革命」終究沒有發生。工人階級、一般群眾也在日益發達的社會中失去了反抗的動因，使各國社會呈現一種內部的和平、舒服的狀態，或一致槍口對外，聲討那些與自己理念不符的「共匪」（所蘇聯、中國群眾口中的「地主」、「資本家」）。站在自由女神的國土上，馬庫色不僅質問：為什麼社會內部的反抗力量減弱了？是什麼讓我們甘於受制於這樣的生活方式？而政府、資本家對我們耳提面命的「自由」，是我們真正期望的自由嗎？在冷戰局勢中、在核彈威脅下，「我們甘於以和平的方式生產毀滅性的工具，甘於極度浪費，也甘於接受防衛訓練……」[1]，卻對背後的因由不聞不問——這樣弔詭、扭曲的行為模式，究竟讓誰獲利呢？

馬庫色抱著這樣的疑慮，終於在1964年寫成《單向度的人》一書，作為他對發達工業社會的診斷書。他在本書的第一章中，就開宗明義地宣稱：「在發達工業文明裡，普遍存在一種舒適、順暢、合理且民主的不自由」[2]，這種不自由鮮少為人體察、反思。更甚的是，人們有時候還接受了這種「不自由」，並認為這一切是為了生存之必要，是一種務實的決策。馬庫色認為，這樣悲哀的局面是一種「技術進步的象徵」，蓋因「我們社會的突出之處是，在壓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這雙重基礎上，利用技術，而不是利用恐懼去征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3]。這種技術讓人生活在不自由中，卻仍能感受安心、和平、舒適，因此使得極權主義大費周章地利用鐵血、刑法或恐懼來治理群眾的方法顯得黯然失色。

乍看之下，發達工業社會的治理技術彷彿要比極權專制政府的壓迫手段更加合理。於是，馬庫色要回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延續阿多諾與霍格海默對啟蒙理性的反思，對現代理性進行批判。首先，他承認在工業化的過程裡，工業技術為了因應勞力分配與生產的需求，而急速趨向理性的計算與應用。最後，工業化會將政治與經濟都併入同一體制內，導向一個工業化社會，此時，工業的技術也成為政治與經濟的技術；而技術的理性，也將會變成政治的理性。理性的「神話」於是說服所有被治理的群眾，並且「可以正當地要求人們接受其規則與制度，迫使反對力量在現狀內進行替代政策的討論和推動」[4]。馬庫色提醒，這種治理技術通過提供一個若有似無的「現狀內」改革的機會，在眾人需要民主的時候，為眾人營造一個民主的假象，使人們誠服於其下。人們有了民主的空殼，也不會再去戳破那舒適又幸福的布幕，最終卻丟失了真正的自由。

控制技術因應反對勢力的需求而提供了（虛假的）改革機會，成功抑制了體制顛覆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技術也以各種方式來回應人們的需求。：

發達工業有效地遏制了那些尋求解放的需求——也就是從那些可容忍、有利可圖又舒適的狀態中解放——並且既維繫又寬恕豐裕社會的毀滅力量和壓抑功能。在此，社會的控制強求的是過度生產與消費；對不再真正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求；對能夠舒緩並延長這種麻木的放鬆模式的需求；維持欺騙性自由的需求，包括管制價格中的自由競爭、自我審查的自由出版、在各種品牌與小玩意兒之間的自由選擇……可供人選擇的範圍，並不是決定人類自由程度的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可以選擇什麼，以及個人選擇了什麼。[5]

這種假造選擇空間的技術，成功讓人深信自己是自由的。實際上，所有被提供的選項都是經過計劃、安排、調適的。技術理性很巧妙地將選項中可能產生的對立因素除去了，因此選擇A或選擇B並無差別；選擇福特或凱迪拉克也並無衝突。重要的是，要讓人們有「選擇」的過程。在此，「自由」也被技術理性當成控制的工具了——只要讓人們覺得自己是自由的，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削除反抗的力量。

另外，工業化社會生產過剩，最終導致「消費文化」的出現。這種文化解決了「社會的必要浪費」與生產過剩，並且透過不斷增長的消費能力提高了我們的生活水平。對於管理者而言，這確實是件好事——畢竟，在生活水平提高的當下，我們確實也沒有任何質疑當局的理由。與此同時，管理者只要不斷締造「美好」、「幸福」的生活意象，將反抗的精力轉移至消費之上，也就成功卸除了社會內部的超越性力量。誠然，這一段說明也能對應1970年布希亞對「消費社會」的描述——我們看似有主動消費的權力，但實際上消費控制著我們的生活（詳見布希亞，1970）。

接下來，馬庫色針對當前政治形態作出評估。雖然冷戰仍在持續，美國與蘇聯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還在對峙，但在馬庫色的分析下，兩種勢力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裡，有著一致的技術理性控制形式，因此兩大集團實則是「相互依賴」的。其中，資本主義中的個人為了維護生產力，因此必須將個人利益推到幕後，而這是個人理性地「臣服於生活事實，臣服於生產出更多、更大的相同生活事實的動態能力」[6]的結果。共產主義國家（如蘇聯）則必須利用工業發達的經濟成果，集中分配給民眾，使人們達到「驚人的舒適、自由以及生活重擔的減輕」[7]。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政治體系，人類在其中難免受到馴服，無法達到真正的自由。

那麼，真正的自由是什麼呢？哲學家為此費盡心思，至今沒有定論。我們無法斷定「真正的自由並不存在」，但我們能夠透過重重的辯證思維，無限接近理想中的自由。因此，我們有必要反思：發達工業社會裡給我們呈現的是怎樣的「自由」呢？正如政府、媒體、廠商告知我們的「美好生活」，是真的免除一切恐懼、災厄的「美好」嗎？馬庫色於是將焦點切到論述領域來，並從文學寫作的傳統中，找出發達工業社會如何封閉論述領域。

於馬庫色而言，文藝復興時期的傳統文學是高層階級的文化，它對立於日常生活、商業秩序，並在創作過程中昇華至宗教、心靈、人性的層次，展現超越現實經驗的創造力。而創作者也將在此一超越過程中貼近所謂的「真理」。然而，現代的文藝創作卻拉緊了原來分隔、對立的文化/日常；宗教/商業等關係，將人們從飄升的狀態拉回塵世的土地上。馬庫色認為，這是發達工業社會對文化的「反昇華」要求：

發達工業社會的各種能力正逐漸縮減對人的處境加以描繪、理想化和控訴的昇華領域。高級文化變成物質文化的組成部分。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高級文化喪失大部分的真理。[8]

「反昇華」是發達工業社會強調技術理性後的結果，蓋因技術理性要求一切都能經過計算、安排、預測，因此，飄渺不定的冥想、心靈或人性的虛幻描繪、宗教與神的呼籲，都將被排擠在外，或者被賦予另一種形式——「商品」形式，來在現實世界中傳遞：

如果大眾傳媒能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和商業和諧地、天衣無縫地混合在一起的話，就將使這些文化領域具備一個共同的特徵：商品形式……（然而）重要的是交換價值，而不是真值。其核心是現狀的合理性，而一切其他類型的合理性都服從於它。[9]

當這些文化被商品化後，它們曾經探討過的人性、宗教、或真理，將以更為世俗的方式呈現予眾。然而，交換價值取代了它們原先的文化價值，並將文化欣賞轉變成一種消費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價值的轉換，也使得往日存在於文化之中的「超越性」、「昇華」的成分消失了。對馬庫色而言，這是一個十足的警訊（或者，已是一種正在發生的悲慘狀況）。

傳統文藝創作裡，「昇華」即為對現實世界的超越，也正暗示著它與現實的對立、衝撞，或思維上的辯證。當對立或辯證進行時，思維遂開始流動，因此所有的字態是不固定、多面向的，並且向著歷史與當下展開。但一旦「昇華」被阻止，這些對立的、流動的字義也將固定下來，凝固成死板的、不具歷史意涵的單純文字。而這樣的文字中並不存在辯證的關係，它是一種只有單一指向的字態——一種單向度的字態。這種語言形式的轉變，正好表明了發達工業創造出一個單向度的社會形態。

一旦多面向的論述可以啟發辯證思維，社會就有可能出現反叛的聲音。於是，發達工業有效地應用各種技術，來限縮語言文字多面向發展的可能性。商業化是上述提及的一種方式，而其他方式則有賴技術理性的進步，來透過科學與功能化的語言取代昇華的語言：

這種功能化語言的組織是極為重要的，它充當著協調和從屬的工具。一體化、功能化的語言是一種堅決反批判、反辯證法的語言。在這種語言中，操作的、行為的理性，吞沒了理性所具有的超越、否定和對立的要素。[10]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在此一社會裡的管理者為何不斷地講究語言文字的精準性，力求表達簡潔順暢，論述需要經過實證……最終，文字和文字之間張力被彌合了，想像的空間被縮小了，語言以及其中含攝的概念變得能被輕易操作、控制，導致所有的論述彷彿只剩下陳述的功能。馬庫色列舉歐維爾在小說《1984》裡的語言形式來作戲虐的解說：民主的專制國家、自由的極權體制；以及各種矛盾詞彙的整合，如「科學軍事晚宴」、「載有彈道飛彈的核子動力潛艇」等等。這些相互矛盾的語彙被整合在一起，連接成一個整體，表現了技術理性對語彙的操作能力——「它們在操作中消解了概念，並排除了概念中與消解方向相對立的內容」，免除了閱聽大眾能從對立內容中找到辯證線索的機會。因此，作為讀者或聽者的我們，對這些論述，似乎「既不受任何事情影響，又容易受任何事情影響」[11]，難以有任何想法。

為什麼我們難以察覺技術官僚對我們的限縮呢？為什麼我們甘於讓生活與表述能力都受制於發達工業社會裡的技術理性呢？我們認為它總是合理嗎？我們難道沒有想過反叛嗎？——實際上，在以上一連串對論述單向度化的討論裡，馬庫色不斷提到辯證思考的重要性。我們甘於受制、認為技術理性非常合理，乃因為我們的思維方式已經失去辯證和否定性的能力。而作為馬克思追隨者的他，更加關注的既是辯證思考凋亡的這個現象。

而辯證思考有多重要？設想人是一台電腦，電腦能執行的所有行動，皆是我們灌輸資訊與軟件的結果。如今，技術理性替代了傳統辯證思想，將人類否定性的能力徹底轉換，因此，人類再也無法對現存的社會展開多面向的反思——馬庫色擔憂的既是，我們失去了（或自願放棄了）否定和反抗的能力，是我們對技術官僚的投降式繳械。因此，在接下來的篇章裡，馬庫色回溯哲學史中辯證思想的地位，為其正名；並討論這套思想如何在科學、技術理性的影響下，轉變成如今的肯定性思維。

在古典哲學裡，辯證傳統實際上是一種對立、否定的思維，馬庫色將之形容為「抗議的邏輯」。在上述對文學論述的討論裡，我們回顧了傳統文學中寫作對立與日常生活、商業機構，並要求在書寫中「昇華」的形式，而那種「對立後昇華」的過程，既是辯證邏輯的具體展現。但辯證邏輯又不僅僅是對抗的、否定的，它還需要是歷史的。在辯證思想的視域裡，呈現予我們的不是一個扁平、單向度的世界——世界有其廣度和縱深，是一種多向的三維時空。我們的觀察與思考必須建立在歷史脈絡之上，否則任何論述就只是對經驗世界一個簡單、刻板的描述而已。因此，馬庫色將「歷史」視為辯證性思考掌握現實的一種條件：

由於直接經驗取決於剛好表現為當下這個樣子的事物，因此，這是一種有限的、甚至虛假的經驗。如果它已經使自己擺脫了把事實背後的因素隱藏起來的虛假客觀性，也就是說，如果它把它的世界理解為一個歷史的世界，而其中的既存事實是人們歷史實踐的結果，那麼，它就可以獲得自己的真實性。這種（精神和物質的）實踐，是經驗材料中的現實，也是辯證邏輯所掌握的現實[12]。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辯證的思維在古典哲學史中也已經面對形式哲學的挑戰。而形式哲學也成為後來肯定性思維與技術理性的一個源頭。形式哲學的出現，使得「普遍的、可計算的、『客觀的』思想向度，和特殊的、不可計算的、主觀的思想向度之間出現了區分，後者必須經過一系列的化約，才得以進入科學的行列」[13]，這種化約，使得一切不可預測、計算的元素，變成可以控制、組織的元素了。技術理性講究實證科學，對整體人類用大數據來進行分析、規劃，其中展現的便是形式哲學這種化約的傳統。我們亦不難想像，在科技發達、工業化的社會裡，人類為了控制及有效地組織生產、勞力，勢必會摒棄古典哲學中的否定性辯證思維，轉而利用形式哲學的特性。

那麼，否定性思維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讓步」給形式哲學，並且讓技術理性得以全面約束辯證思想，控制當代世界呢？馬庫色認為，這一切轉變是「技術」出現的結果。人類與人類、人類與自然，原本處於依存關係——君主與大臣、主任與奴隸、土地與農人、海洋與漁夫——但是，當技術出現，人類得以支配、掌控這些自然關係時，那世界就將變成一種「客觀秩序」的存在，譬如經濟規律、自由市場等等。對馬庫色而言，這種技術支配的手段非常高明，它不僅展現高度的理性，而且還讓「社會一邊維護等級結構，一邊又更有效率地剝削自然資源和智力資源，並在更大範圍內分配剝削所得」[14]。技術官僚用科學與技術用理性說服了全人類，並要求他們放下辯證思維，因此人類普遍對這類剝削並無反感，反而認為合理且自然。另一方面，人們還將獲得「剝削所得」，這種虛假的回報，以及生活水平的顯著提升，軟化了人們的反抗情緒。

當然，在這樣的社會中，依然會有不幸的貧窮群眾。但他們沒有組織抗爭的能力，甚至還被大眾斥責：貧困是不努力的結果。他們認為，政府已經提供「公平」的遊戲規則，人們能過上好日子的機會是均等的，市場就在眼前，怎麼不一腳踩進去呢？然而，馬庫色認為這是技術理性將全人類框在現實世界、反「昇華」、化約否定性辯證思維的結果。

思想和行為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對應於既有的現實，他們就在多大程度上表現出一種對維護事實虛假秩序作出回應和貢獻的虛假意識。而這種虛假意識已經體現在流行的技術裝置之中，而流行的技術裝置又反過來再生產這些虛假意識[15]。

在此，馬庫色已經用理論寓言了人類目前最危險的處境——那種耽溺與現實、接受虛假意識的生活，使我們像出生在農場裡的動物，安於農場中有規律的生活，並對農場之外的世界沒有任何想像。縱使有誰被推進屠宰場去，我們的同伴也仍會在圍欄裡的草地享受微風與日光，沒有意料到危險將至。與此同時，正義、善良、正直等價值，也都將煙消雲散。馬庫色悲觀地認為，我們生活得越務實，這些價值也將越沒有意義，作用也將越小，「即使是重新搬出亞里士多德和阿奎納的哲學，也無法挽回這種局勢，因為它們預先就被科學理性拒絕了」，因為「這些觀念的非科學性質必然削弱既有現實的對立；觀念（於是）變成了單純的理想，而它們具體的、批判的內容則消散到倫理或形而上學的氛圍中」[16]，以至沒有多少人願意誠懇地去談論、實踐它們了。

技術理性徹底排擠了古典哲學中否定性的辯證思維的同時，也將自己轉換成政治的技術，對人類進行治理。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政治概念中，技術理性不是政治的工具，是政治本身就是技術理性的一種，技術的理性保護了政治免於群眾的質疑，同時以各類科學機構對群眾加以掌控。這充分體現在當今大眾對科學與專家的盲目信任，並自行卸除反思能力的現象：

從科學的角度加以掌握和控制的自然，重新出現在生產和毀滅的技術機構中，這些技術機構在維繫並改善人類生活的同時，又使他們服從於機構的控制者。於是，理性的等級制與社會的等級制融為一體[17]。

而這種以「理性」作為社會等級劃分的要求，創造一種對「理性」的信仰。然而，並非所有不理性的、感情的、心靈的元素都被排擠到社會體制之外。人類還是有能力對這些看似不理性的元素進行理性的化約，並將它們囊括到各種媒體、政策之中。電視媒體、報章廣告、通俗文學等媒介，都是這類例子。然而，當人類大量接受這些傳媒資訊的時候，也等於將自己私密的、心靈的、感性的種種私人領域展開給了全世界——而技術理性透過對人類非理性與私人空間的掌握，成功地安排更舒適、幸福、美滿的生活空間。這種空間滿足了人類追求安定的感受；也滿足了官僚技術希望「和平」治理的需求。

對於技術官僚治理的反抗，馬庫色曾經寄望於那些流落街頭、生活在底層社會的人。這些人被社會體制所杯葛，因此生活在「技術理性」的體制之外。他們有機會在體制外組織一種破壞性的力量，以破壞發達工業社會裡的遊戲規則，並揭開蒙在幸福、美好、和平的生活，直至虛幻背後，那些操弄我們生活的掌權者。這些拒絕參與發達工業社會的遊戲的人，可能「意味著一個時期中介的開端」[18]。而對那些生活在美好、幸福的夢境中的群眾，馬庫色聲嘶力竭地朝他們吶喊，要他們拒絕廣告、娛樂資訊和政治媒介的灌輸，拒絕成為單向度的人，並重新奪回失去了的否定性思維：

如果沒有廣告，沒有灌輸性的資訊和娛樂媒介，將使人陷入一種創傷性的空虛。這時，他將會驚訝、思考、認識自己（或者說認識他自己的否定面）以及社會。失去他那些虛假的父親、領導人、朋友和代表以後，他必須從最基本的字母重新學起。但是，他組成的字句可能會大不相同，他的渴望、擔憂也會大不相同[19]。

馬庫色謙虛地希望，當我們再一次牙牙學語，可以脫離官僚們施加予我們的物質與技術的治理。而我們重新習得的那些字句，可以在單向度局限之外，拼湊一個更多義、多元向度的世界。另外，馬庫色對哲學思想、媒體、資訊以及消費社會的描寫，使得這本寫在冷戰局勢裡的書，可以穿透半個世紀，朝我們這個年代的單向度的人吶喊：拒絕做一個單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