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由「階級」談起。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宣言裡的第一章將整個社會歷史描述成「階級鬥爭的歷史」,指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的廢墟之中萌芽生長起來,但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只是建構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以及新的鬥爭形式來替代舊有的而已……(資產階級的時代)階級對立被簡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其中,無產階級站在資產階級的對立面,忍受資產階級的蠻橫剝削,淪落至社會的最底層,成為勞動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奴隸。馬克思與恩格斯遂藉《宣言》號召無產階級站起來,以革命為手段,公開反抗資產階級的霸權。

在《共產黨宣言》問世超過160年以後,資產階級仍保有其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優勢地位。林宗弘教授在對麥田版《共產黨宣言》的導讀中,也已細數當代中國、台灣、新加坡等國的資產階級之劣行,認為《共產黨宣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仍然有效(林宗弘,2015)。而獨立至今58年的馬來西亞,也正依循資本主義的路徑前進,貧富差距日益嚴重。2014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首次在馬來西亞發布《2013年馬來西亞人類發展指數報告》,直指馬來西亞人民相對貧窮率攀升,人們的貧富差距也十分巨大——其中,1%富有人士的財富,就超過40%貧窮人口的總和 。另外,馬來西亞沒有金融資產的家庭也佔了總人口的53%。若依種族劃分,馬來人共佔55%,華人與印度人分別佔了45%與44% ,三大種族之間的百分比差異並不大。實際上(或譏諷地說),在「貧窮」的層面,馬來西亞三大種族體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繼而論述:「現代的工業勞動,加上現代資本的威力,早已將他身上任何的民族色彩都剷平抹盡」。宗教與文化是形塑族群認同的重要依據,面對著資本主義以及相繼而來的世俗化社會之威脅,在其中角逐的各個民族不止承受著經濟上的剝削,也容易產生「失根」的焦慮。V.S奈波爾曾在《在信徒的國度》中,這麼描摹一位剛走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穆斯林馬來人:

我還待在村子裡的時候,氣氛與城市完全不一樣。你離開了鄉村。你看到這些明亮的光線,就開始體會自己身邊圍繞著拜金的物質文明。因此,我也忘了我的宗教跟我的承諾——在每天禮拜的方面。可是我還沒離譜到出去打混,幹些下流的事情……我並沒有失去我的信仰,我只是忘了要定時禮拜,忘記了我的責任。我只是放鬆了自己。我給自己的框架不夠切實,太過軟弱。我只有四處浮蕩,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然而,無產階級的覺醒並未在馬來西亞發生。資產階級的精英政府巧妙地將貧窮歸於「族群競爭」的結果,塑造「華人壟斷馬來西亞經濟」、「印度人佔據政法界」等刻板印象,並於1970年推行新經濟政策,激化族群間的對立。我們不難想像,一個馬來人會因此將華人等同於資產階級,並視「資本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挑戰」為「華人對馬來人傳統文化的挑戰」。

馬、恩兩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建議:「讓無產階級政治形成一個階級」、「把自身組織成一個民族」。這意味著分屬在無產階級此一社會類別中的個體,必須對自己的權益、歷史使命、社會處境等有所認同,才能真的組成一個行動群體,並將理念付諸實踐。但在馬來西亞精英政府的族群分化政策下,無產階級也被分化了,而身為敵人的資產階級,則掩身在以「宗教」、「文化」、「民族」的重重屏幕下,消失在我們的眼前。於是,在宗教、文化各異的族群之間,要怎麼聯合彼此,組織成一個新的「階級」或「民族」,也成為馬來西亞當代的巨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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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垂的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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