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由「階級」談起。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宣言裡的第一章將整個社會歷史描述成「階級鬥爭的歷史」，指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的廢墟之中萌芽生長起來，但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只是建構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以及新的鬥爭形式來替代舊有的而已……（資產階級的時代）階級對立被簡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其中，無產階級站在資產階級的對立面，忍受資產階級的蠻橫剝削，淪落至社會的最底層，成為勞動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奴隸。馬克思與恩格斯遂藉《宣言》號召無產階級站起來，以革命為手段，公開反抗資產階級的霸權。
在《共產黨宣言》問世超過160年以後，資產階級仍保有其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優勢地位。林宗弘教授在對麥田版《共產黨宣言》的導讀中，也已細數當代中國、台灣、新加坡等國的資產階級之劣行，認為《共產黨宣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仍然有效（林宗弘，2015）。而獨立至今58年的馬來西亞，也正依循資本主義的路徑前進，貧富差距日益嚴重。2014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首次在馬來西亞發布《2013年馬來西亞人類發展指數報告》，直指馬來西亞人民相對貧窮率攀升，人們的貧富差距也十分巨大——其中，1%富有人士的財富，就超過40%貧窮人口的總和 。另外，馬來西亞沒有金融資產的家庭也佔了總人口的53%。若依種族劃分，馬來人共佔55%，華人與印度人分別佔了45%與44% ，三大種族之間的百分比差異並不大。實際上（或譏諷地說），在「貧窮」的層面，馬來西亞三大種族體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繼而論述：「現代的工業勞動，加上現代資本的威力，早已將他身上任何的民族色彩都剷平抹盡」。宗教與文化是形塑族群認同的重要依據，面對著資本主義以及相繼而來的世俗化社會之威脅，在其中角逐的各個民族不止承受著經濟上的剝削，也容易產生「失根」的焦慮。V.S奈波爾曾在《在信徒的國度》中，這麼描摹一位剛走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穆斯林馬來人：
我還待在村子裡的時候，氣氛與城市完全不一樣。你離開了鄉村。你看到這些明亮的光線，就開始體會自己身邊圍繞著拜金的物質文明。因此，我也忘了我的宗教跟我的承諾——在每天禮拜的方面。可是我還沒離譜到出去打混，幹些下流的事情……我並沒有失去我的信仰，我只是忘了要定時禮拜，忘記了我的責任。我只是放鬆了自己。我給自己的框架不夠切實，太過軟弱。我只有四處浮蕩，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然而，無產階級的覺醒並未在馬來西亞發生。資產階級的精英政府巧妙地將貧窮歸於「族群競爭」的結果，塑造「華人壟斷馬來西亞經濟」、「印度人佔據政法界」等刻板印象，並於1970年推行新經濟政策，激化族群間的對立。我們不難想像，一個馬來人會因此將華人等同於資產階級，並視「資本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挑戰」為「華人對馬來人傳統文化的挑戰」。
馬、恩兩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建議：「讓無產階級政治形成一個階級」、「把自身組織成一個民族」。這意味著分屬在無產階級此一社會類別中的個體，必須對自己的權益、歷史使命、社會處境等有所認同，才能真的組成一個行動群體，並將理念付諸實踐。但在馬來西亞精英政府的族群分化政策下，無產階級也被分化了，而身為敵人的資產階級，則掩身在以「宗教」、「文化」、「民族」的重重屏幕下，消失在我們的眼前。於是，在宗教、文化各異的族群之間，要怎麼聯合彼此，組織成一個新的「階級」或「民族」，也成為馬來西亞當代的巨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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