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以前,我在政治社會學的課堂上讀到一篇文章,討論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原因。我想不起文章或專書的名稱,但依稀記得,那一場扭轉整個世界命運的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關鍵在於煤炭的分佈狀況。我為這番「唯物」的結論感到意外,畢竟大二那年我還不及思考「能源」可能引致整個社會的典範轉移,「技術」也可能促使理性的規劃和應用,帶動工業社會發展。里夫金似乎也擅長用這樣的「唯物」觀點來解釋歷史上各個階段之經濟體系的變遷,除能源之外,也相當重視通訊以及物流網絡對工業與經濟體制變革的影響:

在整個歷史上,每當人類發現新的能源管理機制,並創造出全新的溝通媒介來組織這些能源機制後,經濟就會大幅度地轉型。原因是能源管理機制和溝通媒介的結合,構成了一套協助人類適應時空動態的新融合式基礎架構,讓更多人可以共同凝聚在更複雜且更相互依存的社會組織裡。隨之而來的技術平台不僅構成了基礎建設,也支配著經濟的組織和管理方式。[1]

概括而言,里夫金認為,市場經濟體制得以脫離封建體制,乃印刷、水力與風力三大基礎架構交互作用的結果;第一次工業革命之發生,亦因印刷技術之革新,以及煤炭與蒸汽之應用之故;當人們藉著更精進之科技,發現古代生物留下的瑰寶——石油以後,第二次工業革命也隨之到來。這段期間,電話與內燃引擎也大幅度壓縮了時空差距,增進通訊與物流作業的效率,使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得以蔓延至全球各個大陸。其中,資本主義就在蒸汽動力開始引入生產過程後誕生了(即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此間的關鍵性轉變是,工人們徹底將勞作工具讓渡給了商人。

他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必須以一種垂直集中式的經營模式,才能有效管理這三場經濟、工業轉型所產出的大量能源與利潤。這種經營模式使資本家得以節省邊際成本,也能降低商品在市場上的售價。趨零的邊際成本與低廉的售價卻也曝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幾近零邊際成本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結局。幾近零邊際成本的社會是促進全體福祉的最高效率社會,這代表資本主義最後的勝利。然而,它卻也將在勝利的那一刻走向終點……」[2]。然而,垂直集中式的經營模式卻為一些資本家或企業提供了壟斷市場的機會,延後了資本主義「終結」的時程:

垂直整合也讓每個產業都產生少數幾個市場領導者,它們在各自所屬的領域取得壟斷地位,而這樣的局面使得新創企業難以導入更新的技術來降低邊際成本和商品的服務價格,也因如此,這些新創企業難以在市場站穩腳步,遑論取得能有效和對手競爭的足夠市場佔有率。[3]

縱使資本主義社會以各種方式繞開了它的「終點」,但在當代社會中,政府與公民團體仍不時對資本家作出種種限制。當然,資本家不將這些限制放在眼裡,可里夫金指出,資本主義終究逃不過兩股巨大力量的圍剿:新一代的多元學科知識之結合,以及通訊、能源與物流網絡的先進化。

里夫金認為,第一股力量促使人類正視工業化與傳統資本主義對大自然的破壞,第二股力量則提供一種全方面的商品服務策略,有效衝破資本主義傳統壁壘,將服務與商品的邊際成本有效降低。物聯網是第二股力量的具現,當物聯網徹底發揮效用,將一切物品、服務(包括教育、醫療、通訊)都化約成免費以後,便可再度創造一個理想的協同共享社會[4]。此時,資本主義霸權不再,反倒轉變成為共享社會一種輔助勢力,而這種通訊、能源的革新,也是里夫金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他也特別提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以降的物聯網共享社會是一種相對民主的社會。在共享社會中,分散、橫向式的經營模式,取代了傳統資本主義垂直整合型的統領架構。人們可以輕易通過網絡、電話,來獲得商品、資訊與服務,而知識亦慢慢剝離專利機制的保護,成為一種共享的資源。

實際上,里夫金曾以一章之篇幅描述各個經濟模式中典範轉移的情形。他指出,每一個特定的經濟體系中,皆由一特定之典範,以供人類相信他們所賴以為生的經濟體是合理的。例如,洛克之「私人財產乃人之自然權利」,是人類自封建社會轉入市場社會的典範;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賴以維持其內在焦慮與理性自律的全新典範;「適者生存」則為資本主義中央集權式的經營模式提供合理之典範。雖然里夫金沒有直言物聯網共享社會之典範為何,但在此社會中,人們能更自由地獲取知識、能源,促發更多元的意識變化,因此可以想見,一個分散,但協同合作的民主概念,正慢慢形成此一世代的新典範。

誠然,「分散、協同合作,民主」的概念確為許多年輕世代所接受,許多使用谷歌、臉書的網民;利用博客來、亞馬遜的消費者;參與網絡教學、書寫博客的學子,都相信他們經驗的一切是相對開放、自由且民主的。但這種共享體系卻為政府、資本家所滲透,我們經驗的自由,實則正為一系列「看不見」的霸權所統宰。里夫金提醒我們,這些經營高端資訊媒介的企業家,正將我們上載到網絡上的資料出賣給資本家與政府;個人隱私成為新世代最嚴峻的問題。Eli Pariser在其著作《搜尋引擎沒告訴你的事》也批判了諸如谷歌、臉書等網絡媒介——這些媒介正有效地吸收我們的上網習慣,因此,我們在谷歌搜尋的資料、臉書締結的好友或聯盟、商家呈現給我們的廣告,都只是我們「喜好」、「慣習」的資訊。

數年前,馬來西亞正面臨一場艱鉅的選舉。當時,我流連在社交網絡上,意外地發現有位好友表態「支持國陣」。我在愕然中寫下這段感受:

身旁鮮少有人(表態)將在來臨的大選支持國陣,至少在臉書上看到的洋洋灑灑都是撻伐國陣的人兒,遂覺得民聯在這次大選將大有斬獲,甚至可以大著膽子預測十之八九的華人選票會流向他們。然而,早上讀到一位臉友發布一則有關民聯丑聞的消息,於是按進她的頁面,才赫然發現里面貼有許多對民聯作批評、質疑的文章、報道。當然,底下有人留言反對,但也有人留言支持。

我不自禁懷疑,有時候在臉書里看到的朋友們激昂轉發的消息,是不是只流通於小小的「我們之間」。然後,非常剛好,你在臉書上結交的朋友多數會是你的同路人,因此分享的消息具有非常高的同質性。那么,在「我們之外」的許多言論,譬如那些對民聯作批評、質疑的文章,是否都被網絡引擎阻隔在自己的群體之外了呢?

這種「他者」被「網絡引擎阻絕在自我群體之外」的經驗,使我懷疑,谷歌與臉書在促進協和的同時,也一再地割裂社會上種種群體。而處在散發著自由的錯覺中的我們,竟未能發現,熒光屏中的自由、認同以及知識的流通,是早早被「制定」好的。

始終是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遠處操弄我們吧。



[1] 《物聯網革命》,傑瑞米.里夫金,2014,台北:商周,頁37

[2] 同上,頁16

[3] 同上,頁38

[4] 共享社會並不是物聯網新穎的創造物。里夫金在書中就提及,封建社會、中世紀時期,歐洲許多地方就有所謂的共享社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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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垂的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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