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我的留台經驗。

2009年,我遠赴台灣,就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直至2014年年初畢業,歷時四年半。剛到台灣,既參加校方主辦的迎新,結束後搬沉重的行李,夏日裡流著汗,爬到政大山上自強宿舍,登記入住。我大一的室友,有一位澳門同學,以及兩個台灣人。

最初,我們的話題客氣,流於片面。後來,我試著碰觸彼此心靈的底線,想藉此了解與我共處一個世代的台灣年輕人。而供我們展開討論的第一個話題,便是「國族」的爭議。

白目的我,一開口就意外碰著了鐵壁——因為我稱中國為「內地」。

「那才不是我們的『內地』咧」,室友A笑著反駁,一邊囑咐我:「在台灣人面前,絕不要稱中國為『內地』。那很惹人生氣的。」

歷史系的室友B附和,隨即為我講述一大段台灣歷史,由日治、49年大遷徙、國民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野百合學運、政黨輪替,一拖拉庫,中學歷史課本裡沒教的,我聽得頭昏腦脹。

最後,室友B如此總結:「總之,我們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政體,有不同的政府和制度,我們是我們。」

這是大一那年,最讓我印象深刻、感到衝擊的談話:一個與我同年紀的大一新生,竟然已經有了國族認同的焦慮。然而,我在那當下卻很難明白為何他們對「遣詞用字」特別在意與堅持、為何對統獨的議題那麼敏感(我依稀想起,剛到台灣來的我,不知為何,竟,覺得「台獨」這詞彙代表深深的罪惡,一種分離、混亂、不安的罪),為何對自我的認同那麼迫切、那麼強烈。

——這些問題,台灣用了四年時間,慢慢回答我。

2009年,聖誕節那一天,劉曉波被判11年有期徒刑。2010年,艾未未於上海的工作室被勒令強拆,隔年,艾未未遭秘密扣押,公民們自發「尋找艾未未」。2012年,中國大陸著名維權人士陳光誠逃離中國,隔年,陳訪問台灣,馬英九與龍應台視而不見。

同樣的2009年,我第一次見識「同志大遊行」,遊行者盛裝打扮,伴隨鼓樂,宛若嘉年華。2011年暑假,我從台北松山機場登機,飛往中國福州探親,晃蕩書局,買了野夫的《塵世.輓歌》,回台以後,在書店偶遇野夫著作,名為《江上的母親》。我翻看幾頁,在「前言」的部分得知它與《塵世.輓歌》是同一本著作,而我手上的那本,有部分章節與台北書店的不一樣,被替換的部分,可想而知。2012年,民眾與學生聚集士林文林苑,阻止政府強拆,政大社會系老師在網絡上「教導」學生如何與警方作非暴力抗爭。同年,經福島核災的影響與啟發,3月11日,萬人走上街頭,高喊「核電歸零」,質疑政府政策。2013年,義務役士官洪仲丘死亡,政府反應冷淡、官官相護,群眾湧入凱道,抗議政府不公。同年,「苑裡反『瘋』車」事件,學校社會系老師徹夜與鄉民守在苑裡,阻止官員、商人強硬進行計劃。

再後來呢?

2014年,三月十八日,學生打破立法院窗口,推開立法院大門,佔領立法院,並高喊「反黑箱服貿」,持續近一個月,引起上萬民眾關注。

我孤陋寡聞,知道的事情不多,但僅僅這一連串事件的醞釀與發生,就使我清楚知道,台灣與中國,是分明兩個世界——而這些事件賦予台灣民眾的經驗,也使他們有理由質疑「服貿」背後的潛議程,加上立法院「黑箱作業」,點燃群眾導火線,才致使學生以所謂「不合民主程序、違反法治」的方式,抗議政府「不合民主程序、違反法治」的官僚作業。

於是有人質疑學生「害怕競爭」、「不諳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效應」、「使台灣在國際上無顏立足」、「邊緣化台灣」——是啊,服貿或ECFA有其「重大意義」,通過與不通過,在國際社會裡也有所謂的「大是大非」,但一般民眾他們不會體認這些。他們面對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是生活裡極平凡極瑣碎的事。他們需要出版的自由,每個早晨,可以讀到不同言論、不同觀點的報紙;他們需要發聲的自由,希望面對不公義的時候,能夠站上街頭,引起政府關注;他們也要維持自己的營生,要維護一條台北陋巷裡古早的樣子。甚至,他們要面對自己的「國族問題」,他們在意馬政府在用什麼姿態、什麼想法,去和大陸簽署這項協議……

一場社會運動絕不單純。過去的日子裡,士林、大埔、洪仲丘、同志、苑里風車,諸如此類,都在引導大家去凝視政府的失能,而政府一昧的忽視,也將運動推到更激烈的田地——我從來不曾想過,我那位曾經因車禍傷了腳,拄著拐杖的女同學,會持續堅持坐在立法院裡,思考與辯論;我也不曾想過,教我社會理論的老師,會在會場、街巷裡四處奔走,宣導「公民不服從、非暴力抗爭」;而我在咖啡館裡的朋友,在警方以武力驅離人群的時候,激動地哭泣——不是因為害怕,而是不解:為何這些日常裡在保護大眾的人,今天卻對我們訴諸武力……

因此,我終究不能理解有人會問:「他真的懂得何謂民主,何謂法制,何謂服貿嗎?」(孫天美,2014);也無法苟同有人將學生運動比喻成「草莓學運」,謂「這批學生做了甚麼?他們攻佔議會後,嫌議場太熱要開冷氣,有的喝啤酒慶祝,有的忙著“打卡”,還有人提供帳篷睡袋、暖暖包、毛毯,並送來飲水、乾糧,似乎擔心學生受不了壓力跑了,十足是一場派對。學生要搞學運,卻害怕付出代價。一名反服貿行動指揮者被捕後放聲大哭……」(黃建榮,2014)。

這些言論的背後充滿歧視,不僅僅對學生的智慧與勇氣造成侮辱,甚至突顯一些媒體評論員懶散、不作功課的弊病。

學運背後有一道複雜的脈絡,不去理解,就只能淪為偏見。

譬如孫天美她談「民主」,認為民主的最高準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她忽略了每個國家執行「民主」的方針和政策都不同,要實現「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更是有多種方法。她怎麼確定每個方法都是可被接受的呢?

她是不是忘了,希特勒正是「民主」制度底下誕生的領導,而且確確實實是「少數服從多數」選出來的呢?

又,去年剛過的505選舉,一堆人對「民主」選舉的結果感到忿忿不平,因為民聯確確實實取得51%的支持率,怎麼會不能當選呢?我們怎麼認為國陣踐踏了「民主」呢?

最後她還很遺憾地說這項議題被有心人士政治化,然後批評台灣學生們根本沒讀懂服貿內容。然而,經濟原來就與政治鑲嵌得十分緊密,任何一個經濟行為背後都可能蘊含政治、權力的元素。現代人怎麼還能天真地認為,我們買一部車子、一包白米,全然是由市場決定價格的呢?況且,服貿牽涉的是整個台灣群眾的國族想像,以及政府自我定位的關係——這一切,無論怎麼看,都非常「政治」,作者是否真有去理解呢?

黃建榮將整場學運「簡化」成「派對」,但他是否知悉,台灣人曾經歷漫長的社會抗爭,間中也不斷修正自己、檢討自己,因此發展出「有秩序,並且作好長期抗衡」的準備工作這樣的脈絡呢?尤其進入資訊時代以後,民眾更懂得利用網絡媒介動員、監督政府,「打卡」與否,似乎不是這場學運應受批評的舉動,不是嗎?而「一名反服貿行動指揮者被捕後放聲大哭」,更是嚴重的誤會,魏揚痛哭,是受親友支持而感動,而不是因為懼怕,這一切,當事人與媒體都做過了澄清,不是嗎?

當然,我們無需盲目同意學生的行徑與訴求,但在作出評論以前,深思熟慮、做足功課,不正是一個文人應該要負起的「文責」嗎?

無論如何,這一場學運終於落幕了。落幕以後,群眾是否會如齊澤克所害怕的:「我们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后每年在这儿聚聚头,喝喝啤酒,怀缅我们在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或者將這一次的行動經驗醞釀成一個嶄新的公民概念,帶動更多反省與沉思——還當讓我們拭目以待。

總而言之,回過頭看,2013年選舉年,馬來西亞一眾年輕人被稱作「Bersih」世代。

2014年,台灣三一八學運,學生們被稱作「太陽花」世代。

我們都自混亂中走出,嘗試在扭曲的社會中尋找自我。我們同樣面對外在問題,也同樣承受內部的矛盾。我們一樣遭受質疑,也共同承擔世界的批判。或許,我們認定的、信仰的,到最後終究是一個假象——但無論如何,在這個世代裡,大家有了一個名字。

無論你是否身在其中,我們依舊要見證一個嶄新的世代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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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垂的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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