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收到電子郵件，說我的郵寄選票申請遭拒絕（因為我以實體信件申請，最後逾期了），於是拿起電話打了封長長的簡訊給爸爸，劈頭就說：「我決定了要回去投票。」
我知道爸爸一定反對，理由不外乎省錢，我早料到。我猜他在電話那頭必定非常沮喪、激動，不明白為什麼兒子那麼「不聽話」。然後我想起過去我們之間所有的爭吵，都由於自己的理念與價值觀和他衝突而爆發的。
他喜歡說「我們的社會經驗比你豐富，所以才會這樣要求你，希望你過得好」——而我沒有一次聽他的話。後來他愛說我狂傲、自大，以後勢必碰壁，但我一向以溫柔要求自己，而他一直不知道。也許吧，我會跌跌撞撞走很久，但這無非是成長的陣痛，我也不排拒。
我比較擔心的是，我的成長會在畢業以後終結。在一種高壓的社會環境下被異化。被政府的巧言辭令蒙蔽。要不斷地面對暴力、掠奪、欺瞞、貪污、強奸。最後，要將自己壓成扁平化一便於管理的公民，一個身份字號。
我不曾想過移民。過去幾年被人問到畢業以後怎么辦，我都說念研究所，或回國工作，或者念了研究所再回國工作。我想，為什么一個人最終不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好好生活呢？（而我也曾以這片國土自豪、驕傲）為什么要一直被家人朋友說服「要不要考慮到新加坡發展看看」呢？
從什么時候開始，回去馬來西亞生活，變成一種「不得已」的決定？
我不知道。
郭史光治寫了一篇文章，說我們這一代如何地經驗匱乏，不曾經歷戰亂、騷動、革命，似乎所有人都被壓縮成一個平庸者。我們都曾經贊嘆那些自「大歷史」中走來的人，冷戰、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國民黨戒嚴、五一三事件，諸如此類。有時候，我們真僥幸自己不曾生在那動亂的年代，但有時候卻又矛盾地遺憾自己不及參與就亦步亦趨走到今天。
我真覺得我們不應該淪落成一個經驗匱乏者。有一些歷史，我們還來得及參與。
《20世紀少年》里，小賢知和一群孩子將一紙宣言塞進餅干盒里然後埋入地底，那上面寫著：「下次把這個挖出來的時候，就是我們要保護地球，不受敵人侵略的時候啊。」
我看見長大後的他們，讀著這重見光明的宣言時，都黯然下來了。「我們變成了那個時候我們所希望變成的大人了嗎？看著現在的我們，那個時候的我們會不會笑呢？」
我於是很在意，我們在未來會怎么回望現在的自己。
我也很在意，我們會留給下一代什么樣的未來。
因此，我要再叛逆一次，回家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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