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垂的陋室

很多人聽過米爾格倫電擊實驗（Stanley Milgram's Experiment），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人類在權威的指示或影響下，是否會違背自我意愿、人性，服從權威，并且殘酷地「施虐」。

實驗者刊登廣告尋找參與者，告知他們將在實驗中扮演「老師」，并且被要求與坐在電椅上的「扮演者」（扮演者的身份是「學生」）進行隔離實驗。雖謂隔離，「老師」卻完全可以聽到「學生」在隔室的聲音。

實驗進行。

老師向學生提出問題，學生答對則安全過關；答錯，老師便得接受實驗主導者的吩咐按下電擊按鈕，向學生施電（當然，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戲碼，僅參與者不知其中原委）。學生接連答錯數題，電壓便升得越高。間中，老師完全能聽見來自隔鄰的凄絕喊聲。然而，在實驗主導人的「權威」指示下，許多人仍持續向扮演學生的實驗者施電。

讀了王修捷在面子書上寫的《給明福的一封信》，忽然覺得我們真的沉默好久。朋友H讀完後問我們還能做什麼有意義的事，也的確沒什麼更多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關心這個世界，了解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你不得不關心也不能說與你無幹，日子在這片天空底下延伸，而我們也要在這片天空底下生存，而這片天空，總不會是你一個人的。韓寒新寫的小說叫《1988》，還有個小小的附標寫在後面：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這是一個青年的巨大野心，但究竟也是個實在的野心。嘴巴是我們的，日子也是我們的，日子過得不舒服卻一直壓在心裡面不說出來、然後一直被說服忍受忍受忍受，拼命說服自己要相信明天會更好因為我們有偉大的政府和領導人——但是如果不說出來，誰又會將那些不滿當真？

社會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劇碼」（或抗爭劇碼，Protest repertoire）——簡言之就是「表演」。在本質上和所有的文學一樣，社運也企圖通過一種形式來直抒心理狀態，只是這些形式更為激烈或更具張力，而行進中的那些人願意走進隊伍裡扮演一個抗爭的角色，也即說明了他們確確實實「受夠了」，並且要以這樣「具體」或「可見」的形式來表現自己的巨大憤怒和不滿，更因為，社會運動是一個無法被政治力量「遮掩」和「扭曲」的力量，它是那麼的實在那麼的強烈，比起那些可以隨時被政府「無視」的簽名、備忘錄、協議、論壇更實在更Powerful（譯成中文就沒意思了），所以社會運動有成行的價值與必要。走在路上的人啊，他們只是盡可能對自己的情緒和理念誠實一點而已。那麼，誰能說這些人無知或錯了？

村上春樹這輩子最討厭的兩件事：靜默與謊言，而靜默既是最大的謊言—— 一個人在面對那麼烘烈的場面有什麼資格有什麼條件保持靜默？一個人在面對一場巨大的改變和訴求的時候為什麼選擇靜默？一個人要屈服於不公義的審判和批評時又為什麼要選擇靜默而忍受？——我們假設每一個人都有話想說，那究竟是什麼在教育我們要把一切想訴說的話都吞進肚子裡然後選擇乖乖地靜默？支持與反對都不是可恥的，我們不過是更誠實而已；我們不過是選擇說話、而不是說謊而已。

而我們的國家——馬來西亞，和絕大多數的國家一樣希望維持社會的穩定。然而，在維持這個「穩定」的同時卻還要犧牲更多的自由言論空間和社會正義，像一個被掏空價值的社會，那樣的「穩定」究竟有什麼價值？（讓更多的外資「誤會」我們的國家公平公正，更踴躍地投資？讓更多的媒體「誤會」我們的國家歡樂愉快和平，人們三餐溫飽沒有政治訴求？）正義和穩定，是哪個價值更高一些？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以高度權威制衡它的社會，也夠穩定了吧，但為什麼有更多的人寧願讓自己委身在雜亂不堪、政府弊病很多、媒體謠言滿天的美國紐約呢？

父親撥電來說如果真有什麼事，那就買了機票趕緊回去，書也不用唸了。我嚷了一陣荒謬，後來又覺得內疚了，他總是對我好啊。但比較讓我困惑的是，日本人面對自己國土上的傷疤的時候是那麼的勇敢，而身在境外的我們究竟有沒有比他們恐慌的資格？然後，如果50個人可以冒著生命危險守著核電廠的話，他們背後的其他人還有逃跑的理由嗎？

說真的，我沒那麼偉大也沒那麼勇敢。或許有一天我會第一時間買了機票然後回家。

今天在圖書館翻報紙。有人坐著輪椅在地震與海嘯襲來的時候跌倒了，然後堅持著用手爬上二樓，用頭頂開壓著90歲母親右腳的衣櫃子，彼此抱著，一直守候到洪水退去。然後一個搜救隊隊員從廢墟裡抱起受困4天的4個月大寶寶，很多人在流淚同時也因此漾開微笑。

他們真的在愛著彼此吧。

河有她的語言嗎？為什么她不告訴我她的名字——

我長大的日子里已經聽不見紗玉河的名字了。印象中走過那條河的時候總要捂著鼻子（盡管政府疏導了幾次清理了幾次，味道總是那么依然）。爸爸媽媽不會 告訴我她的名字，因為她有更矚目的別名——“臭河”。而我不知道，如果一條河水有所謂的感情，聽到這樣的呼喚是不是會難過得落淚，抑或，那虛弱流著的河 水，其實是它快干涸的眼淚？

整個新山的歷史就在河岸兩旁長大，沒有人比這條河更有資格訴說新山的故事：她裝載了一整代人的記憶，又引來另一代人的記憶，一條河水滿滿的都是大家 的名字。然后資本主義也在河的兩旁長大，也許就在這時候商業開始蓬勃了，河道上來來往往許多人開始進行貿易，每天嘶喊聲不間斷，討價還價、乞求，貧苦的人 在河兩岸游蕩尋覓希望（河流不都是帶來希望的么？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催生的不是肥沃新月嗎？紗玉河催生什么？）；有時還有怒喝、毆打，那是華人幫派的 械斗事件，諸如此類。河水帶來了財富，然后人們就回贈她負擔，把不要的舍棄的全部都施舍于河水。他們以為，一條小河可以容得下天下。后來啊，河流開始發黑 了，像是被誰打傷的臉，然后漸漸的有腐壞的氣味自河底傳出，經過的人都喊臭，大家都開始叫她臭河了。

臭河周圍那時候已為新山的經濟心臟，工商發展依然不斷。那時候沿河都是做生意的人，老新山們都在這里留有記憶，歷史的痕跡就特別深刻。學校里的老師 會在課堂上說他們求學的時期，總是在放學后摸到臭河附近闖蕩，那里有便宜的攤位，可以坐下來吃喝，坐遠一點聞不到臭河的味道，但回家時候走過就受不了。然 后越聽越多，記憶里充滿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那么多的受不了都因為河水的臭而誕生，但沒有人想過河水其實并不愿意讓自己流得那么窩囊，那么 臭：她本來就只是條單純的小河，憑什么要承擔整個新山的垃圾，而一條河里，竟然也因此而淹死了許多魚。

魚都被淹死了。然后我們坐在魚的浮尸上看新山日出日落。

一條河有什么必要去承受我們的垃圾（而我們還喚她母親河）？是她不會言語不會抱怨不會告訴你她其實并不是很想接受我們的“不要”嗎？也許我們都那么 卑微那么低賤那么不堪一擊的窩囊懦弱吧，我們在斷定這條河水不會生氣的時候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倒下垃圾倒下廢料，然后說她臭，原因就因為她臭。可是這臭本來 就不該是她去承擔的不是嗎？只是我們人類太理所當然，自認偉大的同時，也就可以殘忍得沒有必要理會別人為什么會臭了（有時候連母親也可以不理會）。

因此我有些慚愧又有些憤怒。在小學教書那段時日教六年級學生“地方研究”，正好有一章在說環境保護。我在黑板上畫一個圓作地球，然后告訴學生，地球 只有一個，然后再告訴學生，我們人類有近70億人，然后，我很激動得以粉筆切割那個圓，拼命切割拼命切割，一直到粉筆斷掉、用完殆盡才停止。我問學生，這 地球，有可能畫出70億等份，分給每一個人嗎？但是地球多么偉大，無怨無悔就讓每一個人享受到她的資源：陽光、海洋、風、空氣、森林、高山、草原……然后 開發又有礦產、能源……

那么面對無怨無悔的地球，我們還能奢求什么？只是人類太不知足不知恥，我們奢求更多更大更無窮盡，然后等到快用完快殆盡的時候，才在今天喊環保、環 保、環保。更侮辱、離奇的是，環保背后的意義很可能（只是很可能）是人類為了確保未來還能再奢求更多更大更無窮盡的資源而誓愿拯救地球。人類并沒那么偉大 （人類不都是這樣嗎？希望救了地球以后地球還能供應我們更多，而那時候我們又會忘了悲痛，再把痛苦和傷痕還給地球）——說穿了，還是那么自私那么不自量 力。

我們知道一座城市的高樓高得可以觸碰上帝的手指；我們當然也知道這些高樓這些尖塔矗立在世界中心，在盡情揮發它們的吸引力，讓人們不論遠近都崇拜它，把它 們當作神祗，抑或一種和上帝或資本主義接觸的通道。像日本作家Lily Franky的小說《東京鐵塔》寫的那樣，高塔在城市中心像漩渦那樣旋轉，人們也被這樣的漩渦吸進去，有的人成功走了出來，有的人卻要在里面沉淪。

菲律賓在二戰結束后1950至1970年間，與日本、緬甸同為亞洲最富國之一。但目前除日本外，同屬東南亞區域內的菲律賓與緬甸似乎就顯得比較落魄 了。影片中是菲律賓的垃圾山，難以想象的是，垃圾山竟然也有住民，不是一戶兩戶，而是一支龐大的居民居住在垃圾山山腳下。我們這些幸運的孩子拿著垃圾袋倒 垃圾的時候還會捂緊鼻子覺得手上的垃圾很臭，有時候還有一些幸運的孩子還會輕視那些幫我們傾倒垃圾的工人，更有一些幸運的孩子在童年時候都被父母勸誡：你 們要用功讀書不然就要倒垃圾過日子了哦。

但菲律賓那群孩子，我們要如何想象他們眼中的世界是怎么一個樣子？他們會不會嫌棄手上的垃圾很臭呢（還是多數時候他們很珍惜手上撿來的食物沒有腐 壞）；他們會不會輕視那些翻找垃圾的人呢（哦不，他們就是那群人，還有他們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都是）；他們的童年會不會有人跟他們耳語：不用功念書就要倒 垃圾過日子呢（還是多數時候他們根本就沒機會念書）？在我們覺得他們的世界很悲慘的時候，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我們的世界呢？

菲律賓在經濟不景氣后貧富間的差距就被拉得很大。社會資源被上階地位的人霸占，導致低下階層的人民得不到平均的分配。如此一來，社會階層不能流動， 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有錢人當然看不慣垃圾山腳下的孩子，但垃圾山腳下的孩子當然也看不慣那些富人。他們會不會想：為什么我們要在垃圾山翻找食物，他們卻 是把吃剩的食物丟給我們吃？這是什么道理？

他們懂不懂這是什么道理？還是，這又牽出了另一個議題：他們也許不懂，因為沒機會受教育所以不懂。社會資源不斷被壟斷，垃圾山下什么時候會出現學 校？孩子們什么時候能夠聽見上課與下課的鐘聲？他們這一輩子識得一個字嗎？還是這樣的日子變成了習慣，沒上課鐘聲不識字的日子在他們都變成了理所當然？真 的就理-所-當-然？

社會學學者在社會階級流動理論上有樂觀與悲觀之別，樂觀的認為工業社會會使得社會結構趨于開放，政府福利與教育制度也日趨完好，如此一來即可削弱家 世背景對于個人成就的影響，亦即，不論出生如何，在21世紀的歷史洪流底下，都會有接受政府福利和教育的權利，所以每個人都會有所成就；悲觀論者（即馬克 思主義社會學者）則認為工業化帶來的功績主義會使得“唯才是用、論功行賞”變成唯一衡量人民能力的準則，于是會使得勞動者被降級、資本家增值，由此，富者 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便會不斷加劇。當然，在不一樣的社會環境底下就會看見不同的世界，在菲律賓，我看不見樂觀。

我有些驚訝：這還是馬來西亞嗎？

很抱歉我人在臺灣，對馬來西亞的情況只能從網頁得知。偶爾會到學校的中正圖書館去翻《星洲》和《南洋》，但終究很難體會馬來西亞的確實情況。但新聞確確實實刊出來了：“4天内8所教堂被破壞”，這不是危言聳聽，有照片為證，以致我的心涼了半截，倒吸了好幾口涼氣，然後才發出上訴的提問：這還是馬來西亞嗎？

我十分疑惑。21世紀的今天，一個法治社會為什麽可以容忍這樣的暴行？爲什麽一個呼籲團結的社會還會有人暗暗醖釀宗教暴力？爲什麽一個説理的場域要以牛頭或汽油彈來聲明自己的立場？然後製造那麽多的悲傷、那麽多的恐慌，那又有什麽樣的實質意義？甚至，我該如何確定，這是21世紀的2010年的馬來西亞？

政府的態度和立場有多麽堅毅？他們信誓坦坦說 要 締造 一個馬來西亞 ，可是 為什么 在那么美麗的諾言底下竟然又允許那么丑陋的事件發生？他們也說宗教課題不能輕易觸碰，因爲會傷害他們的感情，那麽誰來同情那些被迫害者？不是説好各大種族要團結打造一個理想的國境嗎？不是説好要互相包容互相諒解的嗎？那麽究竟是誰在實行這些包容這些諒解呢？凱里在巡視被破壞的教堂都心疼地說：這不是馬來西亞，可這樣哀怨又有什么意義？爲什麽要有人承受這樣的傷痛以及恐慌？希山幕丁質疑《當今大馬》記者的訪問態度，可誰來告訴他給民衆一個合理的交代是他的責任？他能說“四天八案僅一教堂受到嚴重破壞”這樣的話來自我安慰，可是身為一個内政部長應該以“僅一教堂被嚴重破壞”為豪嗎？未來還有多少的教堂會被破壞？未來還有多少的人民要提心吊膽地度過每一個夜晚？未來還有多少人要忍受這樣的煎熬？

臺北是擁擠的 城市。街道上盡是車龍、人流，還有一整排發光的霓虹燈高掛在夜空閃亮。冬天的冷風吹得人直發抖，這讓我加倍想念馬來西亞的陽光，急急地倒數寒假來臨。可這一回去，馬來西亞還是我所知道的馬來西亞嗎？突然想起，臺灣朋友問我，馬來西亞是怎樣的一個國家？我說是個種族與宗教多元的國度。他又問，宗教多元會不會產生混亂。我說，難免有的，然而只是政客們板著嘴臉炒作的課題，市井小民間依然相處融洽。可現在，你要我如何在一切價值與規範都崩壞的情況下再度面對如此提問？又或者選擇將事實公告天下：這座城市，已經崩坏，就這樣？

屈原問了這世界173道問題。我在這篇文章裏也問了近20道問題。然而，真正需要的也許只有1道：馬來西亞，還是馬來西亞嗎？

不寫不痛快。

一個美麗的生命離去以后，我們是不是應該心懷悲痛，真誠地祝福他一路走好，然后大家都冷靜下來，把前因、后果都細細想過，再公平、公開地展開調查，把所有疑云吹走，讓真相在太陽底下攤開？

這應該是最理想的辦法吧？

但這幾天來，報紙上人頭攢動，嘈嘈雜雜的，好像誰都說了一些話。我知道，離開的是一個閃耀的生命，誰都難受，憤怒與悲傷郁結在心里不是好事，所以要說出來才痛快。他們只是急于尋求真相，或者一個公道。

但我不明白的是，當我們失去一個生命以后，為什么還要有政治的介入？本來應該心懷悲慟的，但為什么總會有人將焦點移開，把種族、宗教之類的課題拉進來？

馬哈迪說土著已經處處讓步了，要我們別得寸進尺。哦，失去一個生命以后我們要diam-diam？真相都可以不顧？

《前鋒報》說我們在質疑土著的行政效率，說反對黨的馬來領袖吃里扒外。哦，如果非土著死在這個國家我們就不必報警然后草草埋了就好？土著的異族朋友過世了難道也不能申冤不能哀悼不能傷心不能生氣不能流淚？

什么跟什么？

也许有些人不太明白，我们需要的仅是一刻的宁静。没有纷扰和动乱，没有叫嚣和喊骂，没有阴谋和陷害，一切云淡风清，我们抬头，可以看见清澄的阳光洒在躺着露水的叶片上。而如今，仿佛有人给我们的天空蒙上一层重重的雾，遮天蔽地。我们以为，一切终究会沉静，可是僵持好久，黑浊的雾气压得人民快要窒息。从辞职到跳槽，从变天到抵抗，从禁止出席州议会会议到隔空叫骂，然后镁光灯底下又闪出丑陋的政治。够了，我们受了好久。

我不知道，是不是任何一个通往民主与自由的途径都要有这么一段乌烟瘴气的曾经，因而容许一批人为了自己的权利，站在所谓政治的擂台上与他人角逐。在这擂台上结束的钟声敲响以前，他们无视底下多少人因为饥饿而走到街边乞食，有多少人因为失业而抡起巴冷刀，有多少人因为经济压力而精神错乱、忧郁症。数不清的多少人，被他们无视。

那他们是不是该停止了？停止争论，容许一个反对势力的存在；停止金钱政治，让出一个清明的范围给清澄的阳光；停止叫嚣，让我们能有一时的宁静，让报章能空出一份版位容纳一个让百姓做主角的新闻；停止阴谋，空出多一些时间倾听百姓的声音。他们该停止了，是不是？

然而我们被告知好多好多的现实。现实是，政治没有所谓的宁静，只有间歇性的“停火协议”；现实是，政治搞得好是漂亮的艺术，搞不好是肮脏的勾当；现实是，政治的战场上，中弹倒下的都是百姓都是平民；现实是，政府的政策都让平民的眼睛蒙上黑布领着他们走；现实是，人民总是政治的牺牲品。现实告诉我们，在政治底下，宁静是奢望，而我们要习惯更多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萦绕，告诉我们他们将如何如何地为我们服务，然后再眼睁睁看着他们套上拳击手套让我们做他们的观众。

是的，我们是受够了。可是谁来倾听？政府忙着告诉我们他们政权仍然稳定、议员忙着算计未来还需多少个席位他们才能稳住阵脚、警方忙着警告人民不要参加某时某地的某一项聚会。那么，我们找谁来倾听？也许，我们很需要一阵清风吹来，把天上的浓重雾气吹走，让阳光透下来，让我们能大力大力呼吸没有阴谋没有骚乱的空气。

我们很需要一阵清风，真的。

时空比对

伏尔泰说过： 我不同意你言语里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这时是18世纪的欧洲。伏尔泰的思想却是跨时空的。

今天翻开报纸，头条新闻赫赫写着：“警方援引内安令   扣郭素沁  本报记者（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  柏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