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常認為自己的私生活是一連串的陷阱——這是C.Wright Mills在《社會學的想像》中寫下的第一句話,意即大多數人的煩惱都與身邊眾人,或日常生活裡的處境有所關聯,像一系列莫可名狀、難以看清的陷阱。因此,他在書中不斷呼籲人們將私生活裡的個人煩惱與整個社會串聯起來,藉以拼湊社會的整體面貌,追問煩惱如何產生?與這個社會又有什麼關係?換句話說,就是探問個人究竟處在什麼樣的社會?在社會中的哪個位置?

這種將個人的煩惱拓展成整個社會圖像的能力,便是Mills不斷強調的社會學的想像。而這樣的想像是由個人傳記(所謂的個人煩惱)、歷史,以及兩者在現實社會結構中交互而成的。在這裡,Mills不僅強調個人整體社會的關聯,還強調必須將歷史納入想像範疇中,因為社會科學想要處理的問題,往往就存在於傳記、歷史以及現代社會結構所交織而成的坐標中。Mills甚至更強烈地主張:所有的社會科學本身就是歷史學——除非可以假定具有某種超歷史的歷史本質論,或者假定社會人是非歷史的存在,否則沒有社會科學可以超越歷史。

誠然,Mills強調社會科學研究中歷史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抗當時的鉅型理論以及抽象經驗論。但這樣的企圖也突顯了當時社會科學界越來越不注重歷史分析的事實。到了1980年代,SkocpolPhilip Abrams等人還繼續為社會學中的歷史正名,認為社會學家所處理的問題都要回到歷史中去解決(Abrams, 1982),強調社會學必須有其歷史想像(Skocpol, 1984)。兩人還回顧古典三大家以及近代其他學者的作品,並以這些傑出的作品為例證,說明歷史社會學不是曾經存在而後消失的學門,而是一門持續存在的傳統知識——如今作為社會學次領域的歷史社會學,其實是典範轉移後的產物。這一時期的學者也更為具體地討論歷史社會學的應用與方法。歷史社會學是處理結構化問題的知識,也有助於理解社會變遷的過程。Abrams在其名為《歷史社會學》的著作中,還強調歷史社會學能與個人作結合,無疑回應了Mills傳記、歷史與社會結構的三重要求。於他而言,社會學在觀察歷史時,除了聚焦在過程,也不應忽略個體的能動性。他強調傳記的運用,認為個人傳記能夠反映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與過程。

1980年代社會學界在上述一批學者的論著下,出現了歷史轉向的風潮。當然,主流社會學界對此多有批評,認為歷史與社會學應屬不同學門(Goldthorpe, 1991)、歷史社會學仰賴敘事,無法建立因果與一般理論之關係(Kiser & Hechter, 1991)等等。歷史社會學家在面對主流社會學界的攻擊後也不甘示弱,Jill Quadagno & Stan Knapp1992)就重新強調敘事的好處,包括敘事本身作為一種解釋、能幫助鏈接因果機制,甚至能梳理一些非因果關係的事件。他們甚至認為批評者將歷史事件與理論作二元切割是非常武斷的行為——理論可以是歷史的,歷史也因此可以是理論的,兩者之間並無衝突。

雖然歷史社會學家面對諸多主流社會學界對其研究方法批評,但他們也能藉此機會對自身的研究領域省思,並獲得重新建構知識論的機會。我想,這一波論戰對歷史社會學也不盡然全是負面的影響。相反的,像Goldthorpe一般對歷史社會學本質提出質疑的,卻可能使其顯得武斷、狹隘。Goldthorpe1991)最為反對以歷史社會學作為一種學門。他認為,歷史學與社會學在本質上就全然不同。史料無論在信度、效度、抽樣與編撰過程中都十分不可靠,因此社會學家應該把握自身優勢,避免從事歷史研究。然而,他在論述中並未闡明歷史學的方法論,以至使人覺得他對史學有某種偏見,繼而作出片面、武斷的結論。例如,他認為歷史學對歷史事件的特殊性感興趣,但歷史學家關心的並非僅限於此——實際上,歷史學家對特殊之中的普遍性感興趣,也嘗試在做通則化的努力——歷史學家關心的是獨特與一般之間的關係,並且無法將兩者獨立分開研究(Carr, 2014)。

Mills喊出:所有的社會科學本身就是歷史學科的兩年後,歷史學家Carr也在其著作《何謂歷史?》中呼籲:

社會學面臨了兩種互相對立的危險——過度理論性的危險,以及過度經驗性的危險。……我只想說,歷史學越注意社會學,社會學越注意歷史學,則對兩者越有利。讓兩者之間的邊界保持暢通,成為雙向道。[1]

時間若是線性的,人之今日與昨日的關係自然難以切割。社會科學作為研究社會與人類生活的知識,也就難以將歷史摒除於研究脈絡之外。Mills對當前學術領域分工專業化感到擔憂,因此發出那樣的呼喊——而身為歷史學家的Carr也發出類似的呼籲,突顯了學術專業僵化必然隱含風險。在研究過程中,若以某一典範作為前景,也自然能以其他領域的典範作為背景。知識相輔相成,其壁壘應是易於流通的——劃地自限,必然有閉門造車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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