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德裔猶太人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逃離德國的納粹政權,輾轉流亡到美國。六年後,馬庫色獲得美國國籍,成為法蘭克福學派在美國的重要旗手,並度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誠然,美國本土並未受這一場歷時六年的大戰波及,當戰後各國百廢待舉之時,美國已經躍領世界,成為超級強國。緊接著,冷戰的陰霾席捲全球,號稱自由主義的西方諸國,與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各國,時刻處於備戰狀態,核武戰爭似乎一觸即發。與此同時,美國與蘇聯在經濟與軍需生產中也相互競爭,彼此傾力於工業發展、擴充軍備,將整個國家導入極度發達的工業社會。

另外,資本主義藉自由之名,成為美國保守勢力擁護的對象。馬克思追隨者期待的資本主義崩潰無產階級大革命終究沒有發生。工人階級、一般群眾也在日益發達的社會中失去了反抗的動因,使各國社會呈現一種內部的和平、舒服的狀態,或一致槍口對外,聲討那些與自己理念不符的共匪(所蘇聯、中國群眾口中的地主資本家)。站在自由女神的國土上,馬庫色不僅質問:為什麼社會內部的反抗力量減弱了?是什麼讓我們甘於受制於這樣的生活方式?而政府、資本家對我們耳提面命的自由,是我們真正期望的自由嗎?在冷戰局勢中、在核彈威脅下,我們甘於以和平的方式生產毀滅性的工具,甘於極度浪費,也甘於接受防衛訓練……[1],卻對背後的因由不聞不問——這樣弔詭、扭曲的行為模式,究竟讓誰獲利呢?

馬庫色抱著這樣的疑慮,終於在1964年寫成《單向度的人》一書,作為他對發達工業社會的診斷書。他在本書的第一章中,就開宗明義地宣稱:在發達工業文明裡,普遍存在一種舒適、順暢、合理且民主的不自由[2],這種不自由鮮少為人體察、反思。更甚的是,人們有時候還接受了這種不自由,並認為這一切是為了生存之必要,是一種務實的決策。馬庫色認為,這樣悲哀的局面是一種技術進步的象徵,蓋因我們社會的突出之處是,在壓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這雙重基礎上,利用技術,而不是利用恐懼去征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3]。這種技術讓人生活在不自由中,卻仍能感受安心、和平、舒適,因此使得極權主義大費周章地利用鐵血、刑法或恐懼來治理群眾的方法顯得黯然失色。

乍看之下,發達工業社會的治理技術彷彿要比極權專制政府的壓迫手段更加合理。於是,馬庫色要回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延續阿多諾與霍格海默對啟蒙理性的反思,對現代理性進行批判。首先,他承認在工業化的過程裡,工業技術為了因應勞力分配與生產的需求,而急速趨向理性的計算與應用。最後,工業化會將政治與經濟都併入同一體制內,導向一個工業化社會,此時,工業的技術也成為政治與經濟的技術;而技術的理性,也將會變成政治的理性。理性的神話於是說服所有被治理的群眾,並且可以正當地要求人們接受其規則與制度,迫使反對力量在現狀內進行替代政策的討論和推動[4]。馬庫色提醒,這種治理技術通過提供一個若有似無的現狀內改革的機會,在眾人需要民主的時候,為眾人營造一個民主的假象,使人們誠服於其下。人們有了民主的空殼,也不會再去戳破那舒適又幸福的布幕,最終卻丟失了真正的自由。

控制技術因應反對勢力的需求而提供了(虛假的)改革機會,成功抑制了體制顛覆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技術也以各種方式來回應人們的需求。:

發達工業有效地遏制了那些尋求解放的需求——也就是從那些可容忍、有利可圖又舒適的狀態中解放——並且既維繫又寬恕豐裕社會的毀滅力量和壓抑功能。在此,社會的控制強求的是過度生產與消費;對不再真正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求;對能夠舒緩並延長這種麻木的放鬆模式的需求;維持欺騙性自由的需求,包括管制價格中的自由競爭、自我審查的自由出版、在各種品牌與小玩意兒之間的自由選擇……可供人選擇的範圍,並不是決定人類自由程度的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可以選擇什麼,以及個人選擇了什麼。[5]

這種假造選擇空間的技術,成功讓人深信自己是自由的。實際上,所有被提供的選項都是經過計劃、安排、調適的。技術理性很巧妙地將選項中可能產生的對立因素除去了,因此選擇A或選擇B並無差別;選擇福特或凱迪拉克也並無衝突。重要的是,要讓人們有選擇的過程。在此,自由也被技術理性當成控制的工具了——只要讓人們覺得自己是自由的,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削除反抗的力量。

另外,工業化社會生產過剩,最終導致消費文化的出現。這種文化解決了社會的必要浪費與生產過剩,並且透過不斷增長的消費能力提高了我們的生活水平。對於管理者而言,這確實是件好事——畢竟,在生活水平提高的當下,我們確實也沒有任何質疑當局的理由。與此同時,管理者只要不斷締造美好幸福的生活意象,將反抗的精力轉移至消費之上,也就成功卸除了社會內部的超越性力量。誠然,這一段說明也能對應1970年布希亞對消費社會的描述——我們看似有主動消費的權力,但實際上消費控制著我們的生活(詳見布希亞,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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