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16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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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研究歷史與社會變遷時,將經濟結構、市場、生產關係視為下層建築,而政治思想、文化、藝術、哲學則列為上層建築。其中,下層建築的發展將牽動上層建築,是故在不同社會經濟結構中,人文思想與藝術哲學也自有相應的面貌。

作為馬克思(理論)的追隨者,大衛哈維考究了20世紀以降,社會下層建築的變遷,如何帶動上層建築轉型。他指出,縱使歐洲自啟蒙時代後跨入現代,再由現代邁進後現代時局,幾次三番的變更,始終沒有擺脫資本主義長長的影子。哈維提出現代資本主義加速運行特色:認為在科技急速進步的時代,資本、資訊、人身的流動,都大大地被加速了——於是,運行的時間減少,空間的距離被壓縮,造成時空壓縮嶄新觀感。

哈維指出,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徵,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各種障礙,以至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 [1] ,所謂的崩潰,實則是一種時空距離在認知上的內缩(如圖),既哈維不斷強調的時空壓縮


時空壓縮.jpg 


時空壓縮或許可視為資本主義偕同科技發展的結果。早在資本主義萌發時期,人們已藉著(當時)先進的航海技術(船隻、羅盤、地圖的應用),打破世界原來的邊界,將人類從早期的空間認知框架中解放出來。空間與空間的距離大幅縮短,地理障礙被一一克服,原料來源與商品的銷售市場也隨之擴大,資本家於是極力發掘各個地理空間之殊異,盼能有效利用、發揮各地之特質,以獲取原料,拓展市場。另外,進步的技術也縮短商品生產的時間,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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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宣言》由「階級」談起。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宣言裡的第一章將整個社會歷史描述成「階級鬥爭的歷史」,指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的廢墟之中萌芽生長起來,但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只是建構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以及新的鬥爭形式來替代舊有的而已……(資產階級的時代)階級對立被簡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其中,無產階級站在資產階級的對立面,忍受資產階級的蠻橫剝削,淪落至社會的最底層,成為勞動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奴隸。馬克思與恩格斯遂藉《宣言》號召無產階級站起來,以革命為手段,公開反抗資產階級的霸權。

在《共產黨宣言》問世超過160年以後,資產階級仍保有其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優勢地位。林宗弘教授在對麥田版《共產黨宣言》的導讀中,也已細數當代中國、台灣、新加坡等國的資產階級之劣行,認為《共產黨宣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仍然有效(林宗弘,2015)。而獨立至今58年的馬來西亞,也正依循資本主義的路徑前進,貧富差距日益嚴重。2014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首次在馬來西亞發布《2013年馬來西亞人類發展指數報告》,直指馬來西亞人民相對貧窮率攀升,人們的貧富差距也十分巨大——其中,1%富有人士的財富,就超過40%貧窮人口的總和 。另外,馬來西亞沒有金融資產的家庭也佔了總人口的53%。若依種族劃分,馬來人共佔55%,華人與印度人分別佔了45%與44% ,三大種族之間的百分比差異並不大。實際上(或譏諷地說),在「貧窮」的層面,馬來西亞三大種族體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繼而論述:「現代的工業勞動,加上現代資本的威力,早已將他身上任何的民族色彩都剷平抹盡」。宗教與文化是形塑族群認同的重要依據,面對著資本主義以及相繼而來的世俗化社會之威脅,在其中角逐的各個民族不止承受著經濟上的剝削,也容易產生「失根」的焦慮。V.S奈波爾曾在《在信徒的國度》中,這麼描摹一位剛走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穆斯林馬來人:

我還待在村子裡的時候,氣氛與城市完全不一樣。你離開了鄉村。你看到這些明亮的光線,就開始體會自己身邊圍繞著拜金的物質文明。因此,我也忘了我的宗教跟我的承諾——在每天禮拜的方面。可是我還沒離譜到出去打混,幹些下流的事情……我並沒有失去我的信仰,我只是忘了要定時禮拜,忘記了我的責任。我只是放鬆了自己。我給自己的框架不夠切實,太過軟弱。我只有四處浮蕩,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然而,無產階級的覺醒並未在馬來西亞發生。資產階級的精英政府巧妙地將貧窮歸於「族群競爭」的結果,塑造「華人壟斷馬來西亞經濟」、「印度人佔據政法界」等刻板印象,並於1970年推行新經濟政策,激化族群間的對立。我們不難想像,一個馬來人會因此將華人等同於資產階級,並視「資本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挑戰」為「華人對馬來人傳統文化的挑戰」。

馬、恩兩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建議:「讓無產階級政治形成一個階級」、「把自身組織成一個民族」。這意味著分屬在無產階級此一社會類別中的個體,必須對自己的權益、歷史使命、社會處境等有所認同,才能真的組成一個行動群體,並將理念付諸實踐。但在馬來西亞精英政府的族群分化政策下,無產階級也被分化了,而身為敵人的資產階級,則掩身在以「宗教」、「文化」、「民族」的重重屏幕下,消失在我們的眼前。於是,在宗教、文化各異的族群之間,要怎麼聯合彼此,組織成一個新的「階級」或「民族」,也成為馬來西亞當代的巨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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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久以前,我在政治社會學的課堂上讀到一篇文章,討論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原因。我想不起文章或專書的名稱,但依稀記得,那一場扭轉整個世界命運的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關鍵在於煤炭的分佈狀況。我為這番「唯物」的結論感到意外,畢竟大二那年我還不及思考「能源」可能引致整個社會的典範轉移,「技術」也可能促使理性的規劃和應用,帶動工業社會發展。里夫金似乎也擅長用這樣的「唯物」觀點來解釋歷史上各個階段之經濟體系的變遷,除能源之外,也相當重視通訊以及物流網絡對工業與經濟體制變革的影響:

在整個歷史上,每當人類發現新的能源管理機制,並創造出全新的溝通媒介來組織這些能源機制後,經濟就會大幅度地轉型。原因是能源管理機制和溝通媒介的結合,構成了一套協助人類適應時空動態的新融合式基礎架構,讓更多人可以共同凝聚在更複雜且更相互依存的社會組織裡。隨之而來的技術平台不僅構成了基礎建設,也支配著經濟的組織和管理方式。[1]

概括而言,里夫金認為,市場經濟體制得以脫離封建體制,乃印刷、水力與風力三大基礎架構交互作用的結果;第一次工業革命之發生,亦因印刷技術之革新,以及煤炭與蒸汽之應用之故;當人們藉著更精進之科技,發現古代生物留下的瑰寶——石油以後,第二次工業革命也隨之到來。這段期間,電話與內燃引擎也大幅度壓縮了時空差距,增進通訊與物流作業的效率,使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得以蔓延至全球各個大陸。其中,資本主義就在蒸汽動力開始引入生產過程後誕生了(即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此間的關鍵性轉變是,工人們徹底將勞作工具讓渡給了商人。

他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必須以一種垂直集中式的經營模式,才能有效管理這三場經濟、工業轉型所產出的大量能源與利潤。這種經營模式使資本家得以節省邊際成本,也能降低商品在市場上的售價。趨零的邊際成本與低廉的售價卻也曝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幾近零邊際成本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結局。幾近零邊際成本的社會是促進全體福祉的最高效率社會,這代表資本主義最後的勝利。然而,它卻也將在勝利的那一刻走向終點……」[2]。然而,垂直集中式的經營模式卻為一些資本家或企業提供了壟斷市場的機會,延後了資本主義「終結」的時程:

垂直整合也讓每個產業都產生少數幾個市場領導者,它們在各自所屬的領域取得壟斷地位,而這樣的局面使得新創企業難以導入更新的技術來降低邊際成本和商品的服務價格,也因如此,這些新創企業難以在市場站穩腳步,遑論取得能有效和對手競爭的足夠市場佔有率。[3]

縱使資本主義社會以各種方式繞開了它的「終點」,但在當代社會中,政府與公民團體仍不時對資本家作出種種限制。當然,資本家不將這些限制放在眼裡,可里夫金指出,資本主義終究逃不過兩股巨大力量的圍剿:新一代的多元學科知識之結合,以及通訊、能源與物流網絡的先進化。

里夫金認為,第一股力量促使人類正視工業化與傳統資本主義對大自然的破壞,第二股力量則提供一種全方面的商品服務策略,有效衝破資本主義傳統壁壘,將服務與商品的邊際成本有效降低。物聯網是第二股力量的具現,當物聯網徹底發揮效用,將一切物品、服務(包括教育、醫療、通訊)都化約成免費以後,便可再度創造一個理想的協同共享社會[4]。此時,資本主義霸權不再,反倒轉變成為共享社會一種輔助勢力,而這種通訊、能源的革新,也是里夫金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他也特別提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以降的物聯網共享社會是一種相對民主的社會。在共享社會中,分散、橫向式的經營模式,取代了傳統資本主義垂直整合型的統領架構。人們可以輕易通過網絡、電話,來獲得商品、資訊與服務,而知識亦慢慢剝離專利機制的保護,成為一種共享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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