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14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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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過世後的第一個農曆年,很長一段時間,我就躺在外婆房間床上,看老舊綠紗窗,將午後日光篩成破碎綠色,散落窗前光滑地板上,蒸起熱帶家國的潮濕氣味。

窗旁邊是帆布撐起的簡單衣櫃,裡面塞滿姨舅們離家前遺落的衣物。我不記得有誰曾經打開,拉鍊拉起那樣鎖著。我曾經作過噩夢,夢裡面就是這樣的衣櫃,在某個久遠年代,有個孩童玩捉迷藏躲在那裡面,也不知道是如何自內反鎖的,但誰也沒有發現,就任那個孩童在衣物之間,隨時光緩緩發霉。那還是孩提時期,我喜愛長假到外婆家去,存下零錢,騎單車到街上影碟出租店,以便宜價錢租下翻版香港鬼片,在午後日光強烈昏昏欲睡時刻與外婆挨著看。

想起來,外公也是死在這房間裡的。最後一次見他,好像也在農曆年,大家回到那所老房子的時候。外婆後來常常問我:「你記不記得,你在那房間裡,摘一顆一顆葡萄,餵進生病的外公嘴裡呀?」——我總是點頭,事實上,那樣的光景已早早稀釋成不具名的雨水,滴落後蒸發了。

而今,倆人的臉容只鑲在那帆布衣櫃頂上的發黃舊畫像,無體溫,無言語,無嗅味。

是某個隱匿在鄉鎮裡的無名畫家,為結婚時的兩個人畫的。看這邊,對,這樣的角度很好,忍耐一會兒,等我慢慢勾勒哦。對。就這樣。外婆披著簡單白色紗巾,短髮電卷,蕾絲領口拉得老高;外公梳著油頭,露出光亮前額,西裝、領結,莊莊重重,人生一輩子一次啊。

又某次過年,年初三或初四,凌晨日光未亮,父母抱著沉睡妹妹,拉著不捨得外婆哭鬧的我要驅車趕路回八小時路程外的邊城新山。外婆依著鐵柵門,慈祥觀看這齣鬧劇。大抵不忍我再哭再鬧,她安慰我:不如這樣,我陪你回家,你要乖乖上車哦。

我欣喜地笑,好啊,我們一起回家。回家路上,某個休息站有很好吃的Ramlee漢堡,我叫爸爸請你吃。

外婆應允,讓我坐在車前座母親腿上,自己跨入車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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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說我的留台經驗。

2009年,我遠赴台灣,就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直至2014年年初畢業,歷時四年半。剛到台灣,既參加校方主辦的迎新,結束後搬沉重的行李,夏日裡流著汗,爬到政大山上自強宿舍,登記入住。我大一的室友,有一位澳門同學,以及兩個台灣人。

最初,我們的話題客氣,流於片面。後來,我試著碰觸彼此心靈的底線,想藉此了解與我共處一個世代的台灣年輕人。而供我們展開討論的第一個話題,便是「國族」的爭議。

白目的我,一開口就意外碰著了鐵壁——因為我稱中國為「內地」。

「那才不是我們的『內地』咧」,室友A笑著反駁,一邊囑咐我:「在台灣人面前,絕不要稱中國為『內地』。那很惹人生氣的。」

歷史系的室友B附和,隨即為我講述一大段台灣歷史,由日治、49年大遷徙、國民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野百合學運、政黨輪替,一拖拉庫,中學歷史課本裡沒教的,我聽得頭昏腦脹。

最後,室友B如此總結:「總之,我們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政體,有不同的政府和制度,我們是我們。」

這是大一那年,最讓我印象深刻、感到衝擊的談話:一個與我同年紀的大一新生,竟然已經有了國族認同的焦慮。然而,我在那當下卻很難明白為何他們對「遣詞用字」特別在意與堅持、為何對統獨的議題那麼敏感(我依稀想起,剛到台灣來的我,不知為何,竟,覺得「台獨」這詞彙代表深深的罪惡,一種分離、混亂、不安的罪),為何對自我的認同那麼迫切、那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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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仄迪村口旁有間中學,我和依莉在村門口徘徊,逮着了學生就問:請問你知道這是仄迪村嗎?學生回答:不知道。我再問:那你知道,仄迪是什麼樣的族群嗎?學生依然回答:不知道。

仄迪村子裡還有好幾戶華人人家,我們問了幾戶,多數華人家庭都回說「不清楚」、「不然你們到隔壁問問看?」

還有,打著傘走過的路人,看著我們,彷彿看見詐騙集團,但終於還是說出實話:「仄迪?我不知道」,我看著她撐傘匆匆行遠的背影,有些沮喪,心想,我怎能強求大家知道得那麼多呢?我本是對這支在這塊土地上活過數百年的隊伍感到陌生的其中一個人啊,怎能預設大家什麼都知道呢?

不知情或不知道,大概也無礙於生活吧?平平順順,能吃能睡就好了。

只是後來想想,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段日子,訪問了好幾組異族友情的故事,許多人面對「如何與異族相處」的提問時都坦言:先了解,然後尊重,如此再無爭端——這麼簡潔有力、容易理解,小學生道德教育讀過似的。然而,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被細分成好幾塊,依語言、文化、宗教、族群、性別、經濟、教育,然後鮮少有人理會自身之外,那些與己無關的事,大家所說的「冷漠」。反正,都自顧不暇了。

木焱今天剛好提到「想像的共同體」,那是班尼迪克.安德森的著名理論,謂許多人依照一定的線索,如報章、寺廟、慶典,來想像自己和其他人是一個「共同的集體」。條件是,那些許許多多的人,必須對那些線索(如報紙上的新聞、寺廟中的儀式)有經驗上的共感,否則無以「想像」。

馬來西亞的問題是,我們可以想像大家同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卻無法想像各族共處同一個社區、同一個集體,或者同一個公共領域(我以為後者的「想像」更為重要)。如此一來,我們「公義」所能伸展的範圍便會大幅縮小,譬如,仄迪村近兩百年的古廟面臨身側建築計劃的影響,也乏人問津、無人理會,因為那不屬於「我們」概念裡的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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