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垂的陋室

讓我深深進入，然後居住你的子宮
往上一點是你的心跳
在我的牙齒指甲還未發育
來不及學會撕裂與噬咬的時候

我不要眷戀光
我想要游泳
憂鬱而赤裸地在你黑色的溫暖裡
流很多汗

如果遠行途中見到了神
我會牽祂的手跳舞

在那個世界裡，
是我創造了太陽 月亮
然後點亮了光

戰爭都退到布幕之後了
人們不必佔領或
被佔領 一條魚飛在天上

我走過一張隆重的紅色地毯
沿路的白色牡丹開得很漂亮

向晚有風

同行的卻沒有人在意
他們
是不是去年盛開的那一朵

盡頭是城牆 牆外面是蠻荒
你告訴我

外婆過世後的第一個農曆年，很長一段時間，我就躺在外婆房間床上，看老舊綠紗窗，將午後日光篩成破碎綠色，散落窗前光滑地板上，蒸起熱帶家國的潮濕氣味。

窗旁邊是帆布撐起的簡單衣櫃，裡面塞滿姨舅們離家前遺落的衣物。我不記得有誰曾經打開，拉鍊拉起那樣鎖著。我曾經作過噩夢，夢裡面就是這樣的衣櫃，在某個久遠年代，有個孩童玩捉迷藏躲在那裡面，也不知道是如何自內反鎖的，但誰也沒有發現，就任那個孩童在衣物之間，隨時光緩緩發霉。那還是孩提時期，我喜愛長假到外婆家去，存下零錢，騎單車到街上影碟出租店，以便宜價錢租下翻版香港鬼片，在午後日光強烈昏昏欲睡時刻與外婆挨著看。

想起來，外公也是死在這房間裡的。最後一次見他，好像也在農曆年，大家回到那所老房子的時候。外婆後來常常問我：「你記不記得，你在那房間裡，摘一顆一顆葡萄，餵進生病的外公嘴裡呀？」——我總是點頭，事實上，那樣的光景已早早稀釋成不具名的雨水，滴落後蒸發了。

而今，倆人的臉容只鑲在那帆布衣櫃頂上的發黃舊畫像，無體溫，無言語，無嗅味。

是某個隱匿在鄉鎮裡的無名畫家，為結婚時的兩個人畫的。看這邊，對，這樣的角度很好，忍耐一會兒，等我慢慢勾勒哦。對。就這樣。外婆披著簡單白色紗巾，短髮電卷，蕾絲領口拉得老高；外公梳著油頭，露出光亮前額，西裝、領結，莊莊重重，人生一輩子一次啊。

又某次過年，年初三或初四，凌晨日光未亮，父母抱著沉睡妹妹，拉著不捨得外婆哭鬧的我要驅車趕路回八小時路程外的邊城新山。外婆依著鐵柵門，慈祥觀看這齣鬧劇。大抵不忍我再哭再鬧，她安慰我：不如這樣，我陪你回家，你要乖乖上車哦。

我欣喜地笑，好啊，我們一起回家。回家路上，某個休息站有很好吃的Ramlee漢堡，我叫爸爸請你吃。

外婆應允，讓我坐在車前座母親腿上，自己跨入車後座。

先說說我的留台經驗。

2009年，我遠赴台灣，就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直至2014年年初畢業，歷時四年半。剛到台灣，既參加校方主辦的迎新，結束後搬沉重的行李，夏日裡流著汗，爬到政大山上自強宿舍，登記入住。我大一的室友，有一位澳門同學，以及兩個台灣人。

最初，我們的話題客氣，流於片面。後來，我試著碰觸彼此心靈的底線，想藉此了解與我共處一個世代的台灣年輕人。而供我們展開討論的第一個話題，便是「國族」的爭議。

白目的我，一開口就意外碰著了鐵壁——因為我稱中國為「內地」。

「那才不是我們的『內地』咧」，室友A笑著反駁，一邊囑咐我：「在台灣人面前，絕不要稱中國為『內地』。那很惹人生氣的。」

歷史系的室友B附和，隨即為我講述一大段台灣歷史，由日治、49年大遷徙、國民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野百合學運、政黨輪替，一拖拉庫，中學歷史課本裡沒教的，我聽得頭昏腦脹。

最後，室友B如此總結：「總之，我們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政體，有不同的政府和制度，我們是我們。」

這是大一那年，最讓我印象深刻、感到衝擊的談話：一個與我同年紀的大一新生，竟然已經有了國族認同的焦慮。然而，我在那當下卻很難明白為何他們對「遣詞用字」特別在意與堅持、為何對統獨的議題那麼敏感（我依稀想起，剛到台灣來的我，不知為何，竟，覺得「台獨」這詞彙代表深深的罪惡，一種分離、混亂、不安的罪），為何對自我的認同那麼迫切、那麼強烈。

馬六甲仄迪村口旁有間中學，我和依莉在村門口徘徊，逮着了學生就問：請問你知道這是仄迪村嗎？學生回答：不知道。我再問：那你知道，仄迪是什麼樣的族群嗎？學生依然回答：不知道。

仄迪村子裡還有好幾戶華人人家，我們問了幾戶，多數華人家庭都回說「不清楚」、「不然你們到隔壁問問看？」

還有，打著傘走過的路人，看著我們，彷彿看見詐騙集團，但終於還是說出實話：「仄迪？我不知道」，我看著她撐傘匆匆行遠的背影，有些沮喪，心想，我怎能強求大家知道得那麼多呢？我本是對這支在這塊土地上活過數百年的隊伍感到陌生的其中一個人啊，怎能預設大家什麼都知道呢？

不知情或不知道，大概也無礙於生活吧？平平順順，能吃能睡就好了。

只是後來想想，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段日子，訪問了好幾組異族友情的故事，許多人面對「如何與異族相處」的提問時都坦言：先了解，然後尊重，如此再無爭端——這麼簡潔有力、容易理解，小學生道德教育讀過似的。然而，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被細分成好幾塊，依語言、文化、宗教、族群、性別、經濟、教育，然後鮮少有人理會自身之外，那些與己無關的事，大家所說的「冷漠」。反正，都自顧不暇了。

木焱今天剛好提到「想像的共同體」，那是班尼迪克.安德森的著名理論，謂許多人依照一定的線索，如報章、寺廟、慶典，來想像自己和其他人是一個「共同的集體」。條件是，那些許許多多的人，必須對那些線索（如報紙上的新聞、寺廟中的儀式）有經驗上的共感，否則無以「想像」。

馬來西亞的問題是，我們可以想像大家同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卻無法想像各族共處同一個社區、同一個集體，或者同一個公共領域（我以為後者的「想像」更為重要）。如此一來，我們「公義」所能伸展的範圍便會大幅縮小，譬如，仄迪村近兩百年的古廟面臨身側建築計劃的影響，也乏人問津、無人理會，因為那不屬於「我們」概念裡的公共領域。

之五、遺忘之書

時光如流，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我看見雨滴以浮起的姿勢飄晃晃在天空凝聚成一烏黑云團，遠走。K還沒離開，我們游蕩古城老街，暗夜里如深海魚，茫無目的。最後累了，坐進騎樓里早晨販賣傳統包點的店鋪門口，倚著鐵柵欄，仰望被兩旁建筑切割成小小一片的天空，星子正好灑成一道河。

我指著對面一座中國風回教堂，說在那素樸檐欄之間，藏著中國字「喜」，而且還是結婚時貼滿墻的「雙喜」。那是上一次到這座古城來，文友鑫霖告知的神秘所在。K於是凝神望向黢黑那叢暗影，尋找印象中的字樣，當然沒有找到。

「要等待日出」，我說，「陽光正好打到那方向，它才會出現」。隱匿的歡喜，總是需要日光照耀。我在心里默想，真是多余的隱喻。

這些細碎片段在K離開以後，一并被她收進黑色箱子，仔細打包、封膠，然後藏到某處滿布灰塵與蛛網的閣樓上。

我記得曾反復在不同電影里看見如此情節：那些長大成人的小孩，或因搬家，或為尋找物事，拉開樓頂隔板，一派輕松爬進閣樓，然後驚喜發現黑箱子的模樣。他們打開箱子，拿出里面收著的褪色模型、海邊撿來的破碎貝殼、泛黃舊照片，一枚曾經被賦予不明意義的草編戒指、零零碎碎的彩色回形針、干癟的紙星星，既熟悉又陌生，但怎么也想不起來，當年為何會對這些滑稽愚蠢的物事，如此珍而重之。

閱讀是迷宮，多重而複雜。

我讀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南方朔在推薦序引了狄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在《疾病與文明：一八三二年巴黎霍亂之研究》的論點：「當一種重大的疫病來襲，這個疫病就會像個外來的力量，打散了那個社會統治與被治、官僚與非官僚、人民之間的階級社群。（而）各種慾望、想像、恐懼、權力、猜忌、夢想全部都在疫病時出現。」

我沒讀多《疾病與文明》，很難理解狄拉波特背後的深意，但讀南方朔的引釋，我不由得想起馬航失聯事件。

首先是航班在雷達上消失，馬航在太陽冉冉升起的時候發出了文稿，然後各種聲音竄出：祈禱者有之、分析者有之、搜救者有之、冷眼旁觀者有之、批評者有之、謾罵者亦有之，至於虛構故事腳本貽笑國際者，甚多——層層疊疊，延續至今。

這無疑是空前的災難——面對此種災難，凡人如我能做什麼、能說什麼，很難捉得準。但衝擊如斯巨大，人類心靈的脆弱與堅強，就像齊赴沒說好的約，一併展現：有的人跌倒了，有的人站起來，有的人衝到浪濤前伸出雙手拒擋，有的人旁觀。無論如何，這是我們人類。

然而，這起事件揭露的似乎不僅僅是人心面對災厄的底線，它同時也將全球目光聚焦在一個，或多個制度上。貝克（Ulrich Beck）提及「風險社會」時，即表明風險與人類生命是共存的。愈往現代邁進，風險隨著人類活動頻率「人化」的可能性愈高。政府也許制定許多規範與制度給愛冒險的人類提供保護，但若延伸來看，這些舉動仍存在著失靈的可能——最終，「風險的『制度化』將轉變成『制度化』風險」，既是說，當人們利用制度應對風險的時候，「制度」這當事兒又給人們帶來新一輪的風險。

馬航失聯這樣的災難，映襯的，或多或少，是貝克的預言。在這起災難層層疊疊的搜救、分析、追溯與調查程序中，我們的制度究竟提供保護、建立、延宕，或者分化，是值得更進一步省思的。

再回到我那迷宮般的閱讀經驗裡去，狄拉波特的那論調：「當一種重大的疫病來襲，這個疫病就會像個外來的力量，打散了那個社會統治與被治、官僚與非官僚、人民之間的階級社群」——我們暫且將「疫病」轉讀為「災難」，南方朔所引釋的狄拉波特這一段話，竟爾悄悄與這樣巨浩的航班失聯事件聯繫上了。國家與國際、個人與政府、宗教與民俗、理性與憤怒，或多或少都被擊碎、打散，而其中網絡上各個層次的言論，變成俗民如你我討論最激烈的其中一個方向。